11月16日，市政协妇联界别开展“社区公共托育”专题调研。委员们实地考察了五角场街道家庭计划服务中心“儿童家园”社区家庭服务点和杨浦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为了孩子学苑”两处托育场所，并在新江湾城街道召开座谈会，听取市妇联、市教委、市民政局、市卫生计生委、杨浦区妇联和相关基层机构的情况介绍。完善公共托育服务体系，依托社区为家庭提供就近就便的幼儿托管服务，成为调研共识。市政协副主席徐逸波参加调研。

供需缺口大

今年2月21日，全国首个“二孩家庭日”暨二孩家庭关键数据发布会上公布：调查显示高达86.5%的家庭将“没人照管”列为生育二孩的最大困难。据上海市科学育儿基地2014年的调查，73.4%的祖辈是孩子的主要带养者，但在祖辈带养中，有48.1%的祖辈是处于“无可奈何”带养的窘境。

10月29日，市妇联以微信形式推出“上海市户籍0—3岁婴幼儿托管需求调查”，至11月1日晚截止时间，回收问卷7422份，其中户籍幼儿家庭6886份。调查显示，需要婴幼儿托管服务的家庭占到了88.15%，其中有73.75%的家庭希望托管点设在社区里。

来自上海市公安局实有人口数据库的信息显示，截至去年12月31日，上海0—3岁户籍人口34.1万，实有人口42.2万。另据统计，截至去年12月31日，本市幼儿园累计招收的托班学生为2万余名（含非本市户籍幼儿）。可见，供需缺口相当大。

市政协常委、市第一妇婴副院长孙静说，上海2014年的分娩总数是23.2653万人，2015年的分娩总数是19.1290万人，下降17.78%。截至2016年10月，上海的分娩总数较去年同期增长大约12%。因为2015年的出生人口基数少，按照这个增长比例，上海2016年的出生人口数量是少于2014年的。只有当2016年的分娩量同比增长21.6%，才能达到2014年的出生人口总数。

孙静说，虽然全面二孩政策效应的进一步显现可能会在今后一两年间，但之前上海已经开始了单独二孩政策，因而在短期出现出生爆发性增长的可能性不大。生育二孩的人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带养困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绝大多数母亲休完产假就上班了，特别是高龄产妇的上一辈不少年事已高，难以再带养孙辈。”

她认为，与城市发展相匹配的幼儿托管公共服务是“必需品”，但不是由政府单一模式供给，而是“通过政策导向支持不同主体共同参与”。

基层难处多

市民群众对公共托育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但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托育机构数量有限难以满足需求。市场调研座谈中，来自杨浦、徐汇、松江等基层托幼管理和实务机构的人士介绍了相关情况，认为托幼服务存在不少有待突破的瓶颈。

目前，公共托育工作缺少规划，缺少专业性专题性的法规保障落实，这导致推进过程中出现一些部门协调方面的阻碍。而行业标准的滞后，导致硬软件配置的标准缺失，比如机构设置、人员配置、工作流程等，而这些，恰恰是托育机构规范科学运行的基础。

目前来说，最急需的是两方面的保障：一是人员、经费、设施设备配置保障机制，特别是人力资源；二是需要有一个管理体系保障来确保整个公共托育机构正常运行、长效发展。

来自基层的相关人士认为，应将托育工作纳入公建配套规划，利用各方资源，兼顾设点的合理性和达标性。在依法行政的背景下，出台一些地方性的法律法规，畅通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并为行业标准的建立提供依据。

社区是基础

新近出台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明确提出“构建15分钟社区生活圈，包括十分钟步行可达小学，婴幼儿、儿童托管点”。

市政协常委、市妇联挂职副主席黄绮认为，政府层面要有顶层设计，应明确将0-3岁家庭托育纳入公共服务范畴，明确0-3岁早期托育服务的主管部门。因相关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跨部门合作小组，整合资源提供优质的托育服务。

我国在0-3岁早期教育、儿童福利方面的政策法规处于空白阶段，黄绮说，应积极开展相关立法工作调研，系统考量0-3岁早期教育的发展方向、公共托幼服务体系的形式内容等政策法规。可分层分类设置不同托幼服务、不同托育模式的服务标准、准入门槛以及监管标准，借助机构、社区、企业、早教机构、专业社会组织等为家庭提供保育、教育、托育、健康和福利等多元化的早期服务。

徐逸波认为，依托社区发展公共托育服务，事关百姓幸福，也事关上海未来。应总结目前基层的实践与探索，整合各方资源，不断推进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