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积极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12月4日，京津冀三地卫生计生委共同签署了《京津冀卫生计生事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6-2017年）》。该计划将力促三地在公共卫生、贫困地区卫生帮扶、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设等方面深化合作，以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在此背景下，人民政协网于12月17日在京主办了“推进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助力分级诊疗”专题研讨会，来自京津冀三地的部分医卫界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与会，共同就推进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促进分级诊疗制度改革建言献策。

分级诊疗制度,是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及治疗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疾病的治疗，实现基层首诊和双向转诊。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既是我国新医改持续深化的重要命题，也是保障全民健康的重要抓手。但我国分级诊疗制度推进状况不容乐观——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的现象长期存在。

社区卫生服务是分级诊疗突破口

“要顺利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的改革，社区医生是突破口。”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会长陈啸宏在研讨会上坦言，百姓的看病诉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看得好病、方便和省钱，社区医院在后两个因素方面具备天然优势，因而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特别是社区医院的服务能力，是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的当务之急。

陈啸宏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多人回应。对于提高社区医院的服务能力的举措，全国政协委员范利给出的建议，是将去基层医院带职工作作为职称晋升的条件。

“医务人才匮乏，是目前推进京津冀医疗一体化和分级诊疗制度的掣肘。那么基层医院的医务人才该如何培养呢？建议新完成规划培养的临床医师，在确定工作单位之后，要至少到下级医院带职工作一年。以此类推，上一级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在每次晋升之前，都应该具有到下一级医疗机构带职工作半年或者一年的经历，不然不予晋升。”范利同时强调，将去下级医院带职工作作为职称晋升的条件，还需要经济杠杆的调节。比如，由档案所在单位发放带职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由带职单位负责发放绩效工资，这样就能够带动带职人员在下级医院工作的积极性。

上级医院医生坐诊社区医院，固然是提升社区医院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但在天津市政协委员张慧看来，要构建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度，还需要上级医院真正强化技术帮扶。

“我们的调研发现，现在很多医联体，虽然也在下派医生，但是被下派的医生做了多少服务、下级医院的医生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却并不清楚，这就有违了医疗体下派医生的初衷。因此我们认为，要真正实现对社区医生进行传帮带的目标，仅仅下派一两名医生是不够的，而应该是一个团队下去，其中包括医生团队和管理团队。”张慧强调。

“并且，下派的医生团队应切实符合社区需求，还需要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管。比如，一个以老年人为主的社区，常见病、慢性病多发，就应该下派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的医生下去，而不是派个心外科的医生下去，因为他在社区医院根本做不了手术，也没有办法完成医院管理。也就是说，上级医院的医疗团队下派，不光是帮社区医院看病以及完善就诊流程，更重要的是要把正确的就医理念带到社区医院。”张慧告诉记者。

京津冀医疗一体化首先需要医疗数据共享

统计数据显示，现在每天约有70万名患者来到北京就医，其中超过20%来自河北，且以基层为主。除北京外，天津地区三级医院也是河北地区患者的重要流入方向。

参加研讨会的委员和专家们认为，要实现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以及医疗一体化，上述状况亟待破题。

“要推进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首先需要实现医疗数据的共享。比如，医疗检查的结果应该是三省市医疗机构互认的，不能在河北做了核磁，到了北京或者天津的医院不被认可，又得重新做一遍，这就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但要实现医疗数据的共享，就需要破除利益阻碍，京津冀三地医院甚至本省内的医院都不能实现医疗数据的共享，主要原因就在于医院要负责营收以维持自身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杨金生表示。

“就京津冀地区的医疗一体化而言，缓解京津地区的医疗服务压力，提升河北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才能最终达到协同发展的格局。现在，重复化验、重复检查既为百姓所诟病，也让大医院不堪重负。所以，建立京津冀三地认可的大的检验中心、透析中心、病理中心等多个大的中心，就可以避免患者都跑到大医院去做重复检查，也就切实缓解了大医院的压力。”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建议。

“信息孤岛，是目前我国互联网医疗推进的最大障碍。”长期致力于互联网医院建设、并就此承担了国家课题的全国政协委员徐亮也表示，如果基层和大医院能够实现数据分享，如果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健康档案，在各家医院节约的检查费用就很可观。

“下到基层是互联网医疗发展的必备路径。也是在往下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基层医院的能力往往并不低，但是他们的能力却没有得到适当的发挥，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数据。实际上，大医院的主要优势就在于拥有专科的检查仪器，有数据可依靠。比如我参加全国政协的‘卫生三下乡’活动，都得带着仪器，离开了设备和数据，我到社区医院看不了病。同样的，如果基层的医院拥有了简单的专科检查仪器，数据就能出来，他们的能力也就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徐亮介绍。

推进分级诊疗健康教育不可或缺

“的确，我国基层医院在常见病、慢性病和多发病的诊疗方面，能力并不差。但为什么百姓仍然习惯选择北京和天津的大医院，跟他们的健康素养也有密切关系。”殷大奎表示，从事健康教育工作多年，居民健康素养堪忧一直是他的深刻感触。

“我常常说三句话，‘只治不防，越治越忙’，‘只治不防，花钱心慌’，‘只治不防，痛苦悲伤’，而要提高居民对疾病的预防能力，就需要他们提升自身的健康素养。比如感冒、高血压防控等常见病和多发病，如果患者具备了基本的健康素养，就会明白这些病在当地医院就可以解决，不一定非得挤到协和医院等国家级大医院。”殷大奎感慨道。

范利则建议通过医保的浮动制来解决健康教育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健康教育大都是泼水式的，有去无回。如果我们把健康教育、健康生活方式作为医生执业和百姓生活的必然行为，然后由国家层面通过医保的浮动制度来推进，就能达到健康宣教的真正实效。”范利说。

“具体来说，就是一个人对健康生活方式践行的程度，直接影响着他能够享受的医保报销程度。比如，加大健康教育经费的下拨和健康教育培训的开展，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的工资待遇，让他们致力于健康宣教工作。对于能够按时参加健康教育培训的居民，在基本医保参保时可以给予一定比例的优惠。对于那些不参加健康教育培训的居民，其医保参保费就应该适度上调。如果居民有抽烟、嗜酒、肥胖等危险因素，又没有进行健康教育培训，没有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增加一项危险因素，就应该按一定的比例下调医保报销费用。也就是说，通过医保的调控手段，强制百姓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久而久之，这种行动就会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范利解释道。

“其实，所有的机制探索，都需要制度保障，京津冀地区医疗的协同发展同样如此。但我们作为工作的相关推动者需要明白，医疗、医保、医药应该是三位一体而不是三足鼎立，只有首先实现了制度上的协同，才可能做到实际工作的协同发展。”张慧最后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