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经济学家,以及对自然科学发现不太熟悉的普通人眼里,创新就像砸中牛顿脑袋的苹果,是不可预见的。创新过程充满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创新没有统计规律可循。如果能提前预测创新,那它就不是创新了。

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创新分为两种——原创和追赶。原创是做出以前没人做过的事,追赶是做到别人做过而自己没做过的事。

对于原创,上述观点很正确。这使得占据领先地位的国家在开拓新领域时困难重重,对产业的引导常常以失败告终,例如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模拟信号电视。

但对于追赶,这个观点就不成立了。这时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是很清晰的,采用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往往也很清楚。

比如,在美国造出原子弹之后,大家都知道了“核武器是可以造出来的”,这就是核武器最大的秘密、最重要的信息。苏联、英国、法国、中国用不着从头摸索,许多技术通过分析已有的情报就足以确定方向。

另一个例子,是零部件的国产化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很多领域引入了外资,也制定了国产化的指标和政策。通过这种途径,培养了很多技术人才和零部件企业。例如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就曾经是一汽大众总装车间主任。中国的汽车和大飞机产业虽然还不算特别成功,但毕竟具备了造出整车和大飞机的能力,能够向国外出口,纵向比进步巨大,这其中国产化政策功不可没。

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光电倍增管,是粒子物理实验的关键部件。日本物理学家小柴昌俊因为探测宇宙中微子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物理奖,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会做20英寸光电倍增管,实验成本大大低于只会做5英寸管的美国。诺贝尔奖网站上有一张照片,就是小柴昌俊抱着20英寸光电倍增管。

这些例子说明,当处于落后地位时,以政策推动一个国家在某些领域取得突破是相当有用的。事实上,这不只是中国的经验。韩国经济学家张夏准在其著作中用大量的史料证明了,现在的发达国家以前都是通过积极的政策在科技上实现赶超。这其中不仅包括以国家干预闻名的德国、日本,也包括往往被当作自由经济典范的英国、美国。正如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言:“没有自然而生的自由放任,也从来没有自然而生的自由市场。……自由放任不是一种完成事情的方法,而是一件需要被完成的事情。”

这样看来,中国科技是否需要产业政策扶持,不是很明显的吗?(作者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