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很多不稳定因素来自外部。这首先表现为世界经济面临的总需求不足、贸易增长失速、投资复苏乏力、货币政策分化、金融风险加剧等问题。同时,主要发达国家国内政治变动的国际经济影响日益突出。

当前,不容忽视的是,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其负面影响和巨大冲击不可低估:这表现在部分国家国内政治上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政策上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还表现在“逆向”资源流动,例如,工业生产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回流。

面对全球化动力由强转弱的现实和由弱转逆的风险,中国不能对来自外部的增长动能有过高期待,而应该更多地立足于内生性、结构性因素推动增长。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多重转型将持续释放增长动力,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传统转型”将继续深化,并被赋予新的内涵,而消费增长、服务业发展、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等“新转型”将发挥关键作用。

第一,消费转型,即经济增长应更多地以国内消费为动力,并服务于国民经济福利的提升。消费转型的首要目标,在于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持续、长期贡献。在结构方面,消费转型意味着消费“主力”及其偏好的变化,也意味着消费“主流”渠道和模式的变化,以及消费品质量的提升。消费转型是经济基本增长动力乃至价值导向的转型,中国消费市场增长迅速,但与经济整体规模仍然很不相称,通过提升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很大。显然,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对促进消费的作用不言而喻,仍需大力推进。

第二,服务业转型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的产业结构变化。2012年以来,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2015年,服务业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为50.5%,与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还有不少差距,也远低于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服务业转型仍有巨大空间。

第三,数字化转型,这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在经济各领域的深入、创新运用,也意味着信息化向纵深演进。如果说信息化反映了信息产业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那么数字化将突破具体的产业边界,更多地蕴含着整体经济模式的转变。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已经在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现在仍在高速增长。“数字红利”将持续存在,用户基数、运营成本、市场和技术反应速度等方面的优势,仍然意味着细分市场的巨大发展空间。

第四,绿色转型。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从高消耗、高污染、高环境社会代价到低消耗、低污染、环境社会友好的转变。当务之急是应对环境污染治理及环境健康问题。

从战略上讲,要对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及四个方面的“新转型”予以通盘考虑、协调推进。而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则要求对高效率、高附加值、可持续的“新经济”做加法,对低效率、低附加值、环境社会代价大的“旧经济”做减法,以寻求更高效、更具国际竞争力、更有发展后劲的“新均衡”。这显然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