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下半年，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我国产业政策，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场争论似乎正在演变成一场关注中国经济现在和未来的大辩论。在未来中国经济学思想史上，这场争论或许会留下印记，但更希望这样的争论可以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一些启迪与反思。

现代市场经济需要产业政策

围绕中国经济发展是否需要产业政策，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就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只能阻碍创新，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林毅夫则提出，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

在林毅夫看来，至今没有看到一个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是不用产业政策的，并且不能因为大部分产业政策失败，就不要产业政策了。张维迎认为，林毅夫所希望的“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张维迎还特别强调，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实际上，张维迎并不是第一次批评产业政策，当然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战斗”。2011年，许小年就直斥，“信息在市场的各个角落，不在政府的办公室里”。

世界上真的从来没有过成功的产业政策吗？事实上，回顾历史，无论是先期的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的崛起，还是后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成功，无不都是充分利用了产业政策的结果。产业政策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但是，绝不能因为有失败的案例就因噎废食。经济学家们需要研究和总结的是，什么时候产业政策会成功，什么时候会失败；如何才能更好更准地运用产业政策，从而弄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条件和机理，以帮助政府在使用产业政策时，减少失败，提高成功的概率。

对此，张维迎却把产业政策失败绝对化，认为产业政策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他将其归纳为两个原因：一是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激励机制的扭曲。其实，正是因为创新的不可预见性和不确定性，才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有力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来协调解决风险问题。张维迎的局限性在于，把官员与企业家、政府与市场相对立，所以得出“产业政策就是豪赌”的结论。

但是，从近4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历程可以得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得益于成功的产业政策。可以肯定，未来中国仍将会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制定出相应的产业政策。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现有的产业政策确实存在与其不相适应的地方，需要通过相关的调整，提高产业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做到新动能发展壮大、传统动能焕发生机。笼统和绝对地拒绝和反对产业政策，对于认识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并无裨益。

对此，土耳其学者罗德里克提出的观点或许更富于启发，他在《一种经济学多种药方》中提出，看待产业政策的正确方法是把它视为一个发现过程，即企业与政府共同发现潜在的成本和机会，并参与战略合作的过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产业政策，许多反对产业政策的传统观点将会失去它们的支撑力。因此，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在于重新发现产业政策，而是如何以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向重新部署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之争的实质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产业政策问题，终究还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林毅夫认为，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缺一不可。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企业需要政府充足的资源来解决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外部性和软硬基础设施协调的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的执行能力是有限的，有时需要有选择地针对产业使用资源，以保障有限的政府资源和执行能力取得最大的成绩，这就是产业政策。因此，林毅夫多次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

而张维迎则认为，我国计划经济的历史证明，政府是最差的协调者。凡是协调失灵严重的市场，一定是企业家受到了体制和政策的打压。“凡是政府能看到的，自由市场的企业家早就看清楚了，凡是自由市场的企业家没有看清楚的，政府更看不清楚。”

然而，环顾世界，正是因为完全的自由市场，拉美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失去的10年”，东亚爆发金融危机，非洲经济增长大幅下降，美国遭遇次贷危机，欧洲至今仍未完全摆脱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市场化改革越激进的国家，改革的结果越让人失望。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不断超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教条，用事实不断改写西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屡屡误判，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

今天来看，中国经济的奇迹和成功，应归功于经济体制改革中始终坚持政府与市场的两点论、辩证法，注重两者的有机结合，而不是简单地推行市场自由化。中国改革与发展自始至终寻求适合本国的发展路径。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质是对新自由主义理论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颠覆和重构，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坚定道路自信

中国经济好，世界经济才会更好。弥漫着“发展焦虑”的世界，正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个结论，也把更多的期待寄望于中国。美国学者保罗·克雷格·罗伯茨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失败》中提醒中国，如果决策者们误以为，迈向自由市场经济就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那么中国迟早要像今天的美国和欧洲那样，面对同样的失败。这些事实说明，中国经济发展仍然要避免过度市场化的“海妖之歌”诱惑。

目前，中国正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充分发挥政府在重大战略中把握正确方向的核心作用，以及抓重点、抓关键环节的牵引作用，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方式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型，将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到解决结构性失衡的实践中。这既是对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考验，又进一步彰显出中国政府对经济调控能力的信心。

与此相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过度市场化、自由化，政府职能不断受侵蚀、被削弱，从而丧失对现代经济的调控和治理能力。同样，一些发展中国家深受西方理论影响，从而使自身发展落入西方期待的发展陷阱不能自拔，政府变成软政府，丧失了发展的诸多优势和良机。而另一些学习和借鉴中国经验的发展中国家，却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让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引起世界关注。

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深度调整期，面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困境，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在过去几年中，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尝试推出了众多的结构性改革举措，但是改革的进程和成效并不显著。究其原因，从表面上看，乃是许多国家缺乏结构性改革的信心，而内在实质则是西方国家的政府职能无力承担结构性改革。中国率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成为结构性改革的实践者和引领者，不但给世界经济调整贡献了中国智慧，更体现了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中国担当。

理论之树常新。也许这场“林张之争”的长远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人越来越清晰地理解和认识到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价值所在。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被解释对象的重要性。经济学的魅力不但在于其理论的自洽性，更重要的是将理论与现实联系，增加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现代经济的问题不是18世纪的缩影，如今的“市场”与亚当·斯密认知的那个市场不同，政府也与那个时代不同。只有能够帮助人们改善世界的理论，才是需要去努力探索的方向。

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