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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遗体捐献样本不足1%

2017年01月03日 10:39 |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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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红会和北京解剖学会在长青园骨灰林内悼念志愿捐献遗体的逝者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

近日,一阵募捐风波之后,5岁罗一笑小朋友走了,遗体被送往了深圳大学医学院,作为该医学院今年的第53位无语体师,用于临床医学科研和发展。鲜为人知的是,在医学界,捐献遗体作为医学研究的个体非常之少,像罗一笑小朋友这样的低龄捐献者更是极其罕见,难以满足临床科研的需求。

没有骨灰的陵园 16年的数字只有“2097”

北京东南五环与六环间,有一处公墓,名叫“长青园”。每年清明时节,这里都会迎来大量的祭奠哀悼者。与其它墓地不同的是,陵园一角的“生命”纪念碑处,密密麻麻地刻着一排又一排的名字。有些名字用可粘贴的点缀框了起来,有些名字旁边小心地贴着不足一寸的照片,还要注意不挡住旁边的名字——这是家属从2097个名字中能给予亲人的最后一点“特殊”哀思。

没有骨灰,他们是遗体捐献者。“2097”是截至2015年北京地区遗体捐献的总数。北京志愿遗体捐献工作始于1999年,公开数据显示,1999年至2015年,北京市有19908人报名志愿捐献遗体,2097人实现了遗体捐献。不同于多家医院可接受器官捐献,北京地区只在三所医学院校设置了遗体捐献接受站,分别位于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和首都医科大学。这些遗体主要用于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

由于北京地区禁止遗体买卖,因此志愿捐献遗体就成了医学院校实体解剖操作的唯一来源。首都医科大学负责遗体接收工作的王老师介绍说,该校2016年接收了45具遗体捐献,“比往年多点,2015年的数字是40。”北京大学医学部2016年也有所增加:“2016年是73,2015年63,” 北医遗体捐献站工作人员谷培良说,“2008年,遗体捐献只是29具,记得当时老师告诉我,这个数字已经持续了七、八年了,之前都是负增长,直到2009年经媒体宣传过后,数字才出现缓慢增长。”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志愿捐赠遗体接受站2016年接收遗体147具,由于儿童遗体无法用于教学,仅限于科研,因此协和站目前不接收儿童遗体。“协和之所以数量较多,因为很多捐献者是协和的病人,或者对协和有特殊的感情,因此指定到协和来捐献遗体。”工作人员表示。

从全市来看,2015年全年共收到235具捐献遗体,与2014年的231基本持平。“近几年都是二百多,比起之前有所增加。”北京解剖学会秘书长司银楚说。

样本稀缺 十几名学生解剖一具遗体

尽管数字有所增长,但相对于医学院校的临床科研来说,北京解剖学会秘书长司银楚认为仍不能满足需求。“目前普遍来看都是十名或者十几名学生一组,共用一具遗体进行临床解剖操作,比较理想的状态应该是4或6人一组,这样可以保证每个学生的技术操作练习到位。”司银楚介绍说,在医学院校,解剖学是入学后的第一学期的必修课,除了解剖理论的学习,解剖操作对于医学生了解人体结构非常重要,“皮肤怎么切,神经怎么分离,刀怎么拿,这些技能的培养必须需要实际操作。”

同时,司银楚指出,由于遗体捐献的接收数量有限,诸如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等医学院校,就只能通过购买遗体标本或者购置模型的方式完成解剖课。

面对需求缺口,首都医科大学王老师认为,除了等待,没有别的办法。

低龄遗体捐献存争议 样本更是不足1%

据了解,在实现遗体捐献的人群中,以八九十岁的老人为主,也有年仅几个月的婴儿或者低龄儿童。但整体来说,低龄遗体捐献的数量非常少。北京青年报记者从三个接收点和市红会遗体捐献管理办公室了解到,每年的低龄遗体捐献者不超过5个,1999年以来的更少,仅为20个左右,这意味着低龄遗体捐献者约为整体捐献量的1%。北青报记者从首都医科大学得到了类似的答案:“很少很少,今年的45位捐献完成者中,没有儿童。”

这其中的原因不难分析,“遗体捐献是由捐献者自己提出意愿和申请的,儿童的遗体捐献只能由父母或其他亲属代为完成,捐献孩子遗体,对于父母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司银楚说。

对于低龄遗体捐献者,业内有不同的看法。司银楚说,从临床医学的角度来看,人体不同成长阶段的形态、脏器功能和发育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不同年龄段的遗体研究都有一定意义的,“另外可以从疾病成因、病理角度等分析儿童疾病,对医学来说是有帮助的。”

在罗一笑遗体捐献后,微博认证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张晓东”的博主曾发微博表示,“捐献尸体用于医学教学非常值得尊敬,也应当提倡和鼓励,但我个人不赞成儿童尸体用于医学院教学,面对孩子的尸体,医学生很难淡定,很难承受这种心理压力,如果不是作为儿童疾病研究,没有必要。”

探因

只能被动等待 多数捐献者的遗体不能到位

为什么近两万名登记捐献者,只有2097名遗体捐献到位?

简单来说,遗体捐献需要经过捐献者提出申请,公证,捐献者去世后家属通知接收站,接收站联系殡仪车接遗体,随后送往学校保存使用。在这一过程中,“捐献者去世家属通知接受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不能天天打电话去问人家去世没有,这样太不礼貌了,所以只能被动等待。”首都医科大学负责遗体接收的王老师说,“翻翻此前的申请记录可以看到,有些捐献者的年纪已经很高了,但如果家属不联系我们,我们永远无法得知捐献者是否健在,是否有可能实现捐献,这些答案只能等待。”

因此,在首都医科大学的接收站,王老师会嘱咐捐献者与家人充分沟通,“只有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才能真正实现捐献者的心愿。”王老师举例,前段时间有一位去世的遗体捐献者,直系亲属按照逝者遗愿通知了学校,但旁系亲属不同意捐献,为避免矛盾激化,最终学校取消了已经订好的殡仪车。

北京解剖学会秘书长司银楚对此也有同样的看法,“如果家属不同意捐献,我们是不能勉强的,遗体捐献是自愿的,充分尊重捐献者及家属的意见。

对话

上课前需向“大体老师”默哀鞠躬

对话人:首都医科大2012届临床专业生郑超

遗体捐献完成交由学校保管后,将以“大体老师”的身份在医学院的实验室内度过“延长”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作为首都医科大学临床专业的一名2012届毕业生,郑超回忆起大学时代的“大体老师”,仍记得第一堂课的紧张,以及对“大体老师”的无限敬意。

北青报:“无语体师”和“大体老师”的称呼有何不同?

郑超:各个高校对于捐献的遗体都有各自的称呼,“无语体师”和“大体老师”都是相同的概念。在我们上第一节解剖实践课前,老师强调上课纪律,用到了“大体老师”这个称呼,此前也有听过,这是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所以我们也都这样沿用。解剖分为局部解剖和系统解剖,捐献的遗体就是用于系统解剖,帮助我们对人体有个整体了解,可以说没有他们,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对解剖、对人体无法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应当被尊称为老师。

北青报:课前有什么特殊仪式和纪律吗?

郑超:在准备上课前,老师会强调捐献的遗体来之不易,由于数量不是很多,我们要格外珍惜。要求我们尊重逝者,尊重大体老师,不能拍照、不能嬉戏。讲完这些要求后,我们集体向大体老师默哀,并鞠躬表达敬意。

北青报:第一次面对“大体老师”是什么样的心情?

郑超:我们在大一的第一个学期就有解剖课,前两个月是理论课,11月开始有操作课。十八九岁的年纪,对解剖除了好奇,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紧张感的。所以在实际操作课开始前,我们会向高年级的师哥师姐询问上课情形,这样也就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当真正面对“大体老师”的时候,其实考虑心情的就很少了,更多的是在想要珍惜,把每一步操作做到位,不浪费机会。记得那会儿大家上其他课可能直接就去听了,但解剖操作课前,我们都会预习一遍,以便达到最好的练习效果。

北青报:上课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郑超:上课是在学校的实验室,不陌生。全班分成四组,每组十几个人,站在大体老师两侧。老师会点出操作要点和注意事项,接着我们就开始操作。大家会轮流进行,通过切割暴露后逐层去看肌肉和血管等部位。 就算课本是彩页,也跟真正看到的人体结构是不一样的。这些认知和技能,如果没有“大体老师”,我们是无法获得的。

本组文/本报记者 张小妹 彭小菲

编辑:赵彦

关键词:低龄遗体 捐献样本 罗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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