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南村明失考墓神道石刻位于南京雨花台区西善桥姚南村，附近是明代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家族墓所在地——常府山。这座明代失考墓在南京文物爱好者圈子里名气很大，不但是因为其保存的石刻较多，也因为石刻中出现了只有帝王陵寝或郡王墓才能有的麒麟。其主人是谁，还是一个谜。

麒麟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姚南村明失考墓神道石刻现存石羊、石虎二、石麒麟二、石马二、石武将翁仲二、石文臣翁仲，据当地居民介绍，此山名叫“常府山”，民间传说是朱元璋赏赐开国功臣开平王常遇春的祖茔，因附近尚有一墓冢唤作“娘娘坟”，故此山亦名“娘娘山”。

值得一提的是，姚南村明失考墓神道石刻虽已达到六对十二件之多，但作为该失考墓的墓上建筑的组合，其实并不完整，根据遗留痕迹来看，原来应该还有享堂、石牌坊、石望柱、碑亭、石龟趺等。

姚南村明失考墓神道石刻，属明代中后期的雕刻风格，不似南京明初功臣墓神道石刻那样高大厚实、肃穆凝重，而是显得瘦长挺拔、生动写实，特别是一对文官和一对武将的造型颇佳，其面部的刻画也一改南京明初功臣墓石翁仲面部表现力的不足，对人物肌肉和五官的塑造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当然，该墓神道石刻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一对石麒麟了。明代丧葬制度规定，麒麟作为神道石兽，只能出现在帝王或郡王的陵墓。那么，埋葬在姚南村常府山的墓主会是谁呢？

对此，有明史专家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认为，姚南村明失考墓埋葬的很可能是常遇春八世孙常玄振。也有类似观点认为，姚南村明失考墓的墓主可能是效忠建文帝死于靖难之役、但在明正德年间得到平反的常遇春次子开国公常升。这些都是将常府山的地名与常遇春的口碑传说联系在一起有感而发，作为一种推测当然无可厚非，但若要解决问题，还得靠确凿的文字材料来证明。

地产碑揭示附近有坟寺

其实，姚南村明失考墓附近有一块幸存留下来的石碑，这是2005年南京顺宏玻璃有限公司在石刻附近建厂时发现的，碑文残缺不全：“御马监太监邓玉……库右副使罗亭……督工御赐马太监刘进……锦衣卫……大明正德八年……”。经对碑文重新予以仔细辨识，发现此碑系明正德八年（1513）兴建茂恩禅寺所立的一块地产碑。

碑文内容在碑石上被分隔为上、中、下三段：上段存14行，内容为捐资购地的二十余位施主芳名，而这些施主都是南京各衙门的宦官，其中，曾任中都守备、葬于正德十二年（1517）的南京司礼太监倪文的名衔，赫然见于首列。

碑文中段存16行，为兴建茂恩禅寺以供永远香火的契约凭证，系碑文的主体部分，碑文下段因风化漫漶，具体行格不清，内容为出售田地山场的百姓与出售田亩数目，已无法通读。

碑文中提到的、这一由明武宗敕赐寺额的茂恩禅寺，史籍中失载。从该寺由宦官捐造，且地产碑靠近姚南村明失考墓的情形看。茂恩禅寺想必就是这一群南京宦官倚为身后计的坟寺。

据明人刘若愚撰《酌中志》记载，明代“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但这样一大群宦官合力捐建一所寺庙，则茂恩禅寺显然不会仅属某一位宦官独自所有，而实际承载了宦官“义会”，即宦官群体为筹办彼此丧葬事务而建立起来的互助性团体的职能。至于姚南村明失考墓，很可能也是包括南京司礼监太监倪文在内的这一群宦官所共同拥有。

宦官为何敢用“麒麟石刻”

明正德一朝是明代宦官势力最为高涨的时期，在明武宗纵容下，宦官肆意营建生坟佛寺，蔚成风气，明代王廷相所作《西山行》诗中感喟道：“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内臣作。……高坟大井拟王侯，假藉佛宫垂不朽。……已请至尊亲赐额，更为诸僧求护敕。”正德八年（1513）竣工的南京茂恩禅寺以及姚南村明失考墓应当也是这一大背景下的产物。

另一方面，明代南京宦官在墓前设置神道石刻的情形，至迟在弘治年间就已出现，据清代南京南郊聚宝山出土的南京司礼监左监丞梁端寿藏铭记载，弘治七年（1494），年届九十岁的宦官梁端就在为自己建造的墓前设置石门、石兽。

随着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礼法纲制愈发松弛，如明代张瀚《松窗梦语》卷七《风俗记》云：“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惟皇后、王妃始得为服。命妇礼冠，四品以上用金事件，五品以下用抹金事件。衣大袖衫，五品以上用纻丝绫罗，六品以下用绫罗缎绢，皆有限制。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也。”具体到宦官而言，明代制度规定，一品的宦官才可以佩戴玉带，但明中叶以来太监墓一向都不乏使用玉带随葬的情形。

由此来看，在宦官势力最为炙手可热的正德年间，宦官墓前拥有神道石刻，甚至在神道石兽中出现只有帝王陵寝或郡王墓才有的瑞兽形象——麒麟，都是礼法纲制愈发松弛的必然结果，其实是并不让人意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