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每人都有对新一年的期许，名人大家也不例外。

新文化运动领导者胡适是大学者，自然有他异于常人之处。他曾数次在文字中提到愿去监狱，甚至在报刊的一次新年梦想征文中，也提出想进监狱。

胡适想进监狱，真是有些让人不敢置信！是什么让斯文的胡博士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又想进监狱里去干什么呢？

赞赏“进监狱”的精神

胡适“进监狱”的想法，可以追溯至１９１９年。当年６月，正主持《每周评论》的陈独秀在北京被捕。胡适临危受命，接编该刊物。

对于陈独秀被捕，胡适不断在刊物中表达声援。当月２９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中，胡适写了数节短论，其中两节与陈独秀相关。

《爱情与痛苦》：“《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我的朋友陈独秀引我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评语道：‘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这几句话出版后的第三日，他就被北京军警捉去了，现在已有半个多月，他还在警察厅里。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

另一节的标题是《研究室与监狱》：“我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请再读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的一条随感录：‘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陈独秀表现了一种知识分子要用自己的学识为社会贡献，不惜牺牲的精神，毫无疑问，胡适也是赞赏这种敢于“进监狱”精神的。

探访在狱中的老友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陈独秀又一次在上海被捕。经过３次公审，陈独秀被判刑８年。

１９３３年６月１３日，胡适出国前来到南京。午饭后与几个朋友一起去看望了陈独秀。在当天的日记中，胡适这样写道：“饭后与书贻同去看陈仲甫；……仲甫仍住在看守所，室中书籍满架，此种生活颇使我生羡。他仍有胃病，但精神甚好。他现研究古史。”

一次不算，１９３４年２月，胡适再次路过南京，他也再次去了看守所看望陈独秀。陈独秀告诉胡适，他准备在这里写“自传”，还写信给亚东图书馆（出版机构）汪原放，言及出版事宜。陈独秀还担心此书难以过审查一关，便希望胡适能与负责宣传的叶楚伧等人疏通。

深通创作的胡适劝慰陈独秀：先不考虑出版的事。只放手随心写去，这样效果也许才好些，可以为后人“留一真迹”。若早早为出版考虑，写的时候就不免有所顾忌，反而失去应有真相。陈独秀很同意胡适的意见。

后来，胡适将陈独秀的稿子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给胡适的信函中，陈独秀颇表感激。并询问胡适自己的其他著述该出版机构能否接受，若可以接受，他便愿意在看守所中写出。

陈独秀在监狱里，基本就是读书、写作，故此陆续写有音韵学及其他著述，写出了《实庵自传》等。看来，陈独秀是自己“出了研究室便进监狱，出了监狱再进研究室”的信念的实践者。

想“进监狱”的原因

胡适一生，社会活动甚多，所以自己的著述，常常不能完成，几部史著，都仅完成上半，终未能完篇，惹得许多人（尤其对手）讪笑不已。对此，林语堂曾以他特有的语言，幽了胡适一默：胡适先生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胡适的挚友，著名学者陈衡哲女士，也借林语堂的话为胡适惋惜：“林语堂说胡适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这话幽默而真实。胡先生太忙了，少去证婚，少去受捧，完成未完的下卷多好！”这些，胡适也知道。可胡适成名太早，名气太大，许多事，由己不由己，都得参与，所以就留下不少尴尬。

到后来，胡适真想逃避社会活动。就在看望陈独秀的前一年底，《东方杂志》发出启事，为１９３３年新年号《新年的梦想》栏目征求稿件，胡适便写了两条。其中一条是回答“先生个人的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问题的。胡适的回答是：“我梦想一个理想的监狱，我在那里面受１０年或１５年的监禁。在那里面，我不许见客，不许见亲属，只有星期日可以会见他们。可是我可以读书，可以向外面各图书馆借书进来看，可以把我自己的藏书搬一部分进来用。我可以有纸墨笔砚，每天可以做８小时的读书著述工作。每天有人监督我做一点钟的体操，或一两点钟的室外手工，如锄地、扫园子、种花、挑水一类的工作。我想，我如果有这样１０年或１５年的梦想生活，我可以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出，岂不快哉！”

直到晚年，胡适还存着将自己几部书完成、在有生之年还清全部文债的念头。见到相关文字，他仍然要感慨一番。

胡适的这个“进监狱”梦想，其实是想要到监狱这样无人打扰的环境中，去完成自己久不能了然的学术工作。这一方面反映了胡适为尘世所累、身不由己的窘境，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为一名学者，胡适对学术事业的看重到了何等程度。胡适后来数次去看望关在看守所的陈独秀，见到陈在里面读书写作，想到自己的几部“断尾”著作，心生羡慕，也就十分令人理解了。

可惜，胡适终于没有“进”监狱的机会，他的几部史著，也最终只能以“半部”传世，这也着实是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