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

大家都知道，四大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中，除了《红楼梦》是作者写出来的，其他三本在没有成书之前，在民间就已经有广泛的传说了，它们就是由民间故事演绎而成的。明清小说之所以发展起来，它就是以说书艺术为母体而发展的。

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水浒传》里面有108位英雄好汉，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每个人都有一段经历，每个人还都可以独立成章写成一部戏，如鲁智深，扈三娘等等。可是，写得最多的是武松，因为武松有打虎的故事。扬州评话艺人王少堂，有一部书叫《武松》（十回书，又叫《武十回》），就是讲武松的十回书，统计起来的总字数，是《水浒传》一本书字数的五倍。也就是说，五部《水浒传》才完成了武松这样一个故事，只写武松一个人。可见我们中国说书艺人对于民族传统的故事，它的空间有多大！

当然，它有很多演绎的情节。大家都知道，评书中，一拍惊堂木，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不仅将上文扣子盖上了，又吸引了观众。王少堂有一次讲武松杀潘金莲，武松用刀挑窗户环，一点一点怎么挑，里面出什么声，脑子里想起什么事，想办法进去后要怎么办？一直在那运作。整整讲了一下午武松都在那挑这个环，挑着挑着，就听“咔嚓”一声，这时候，王先生“啪”一拍桌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哎哟，给人急的，都不想走，但不行得明天说呀，这就把人给吸引住了。有一个小伙子死活不走，他说：“王老师你跟我说说，武松到底进没进去？”王先生就说：“你明天再来听。”小伙子说：“我明天来不了。”王先生问：“为什么？”小伙子说：“我出差。”王先生又问：“你出差到哪去？”小伙子回答说：“我要到湖北武汉去。”王先生就说：“武汉不远，离咱们扬州这里不是挺近的吗？”小伙子急了：“不行，三天的时间太长。”王先生就笑了：“不长，你去吧，我保证三天以后，武松还没进去。”

从这可以看出，曲艺艺术给我们的文学创作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它的文学性如何而来？它是在许许多多的老艺人通过无数的艺术实践中得来。

我再讲一个老艺人的故事，也是一段关于创作的故事。有一位著名的快板书艺人叫李润杰，出身贫寒，学过相声、数来宝，后又拜师学评书，新中国成立后专门从事快板书。虽然他识字识的晚，但不影响他的创作，现在我们能听到的所有最精彩的快板书作品，都是出自他之手。

很多喜欢曲艺的朋友肯定还记得他的《劫刑车》，这部取材于小说《红岩》的快板书作品。上世纪60年代初，《红岩》刚刚面世，他就在厕所里，看到了一张破旧的报纸，捡起来一看是故事连载《红岩》，正好连载到双枪老太婆，于是，就把报纸拿了回去，晚上就把《劫刑车》写了出来。且看它的第一段：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

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像开锅，

赤日炎炎如烈火，

路上的行人烧心窝。

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

“哗——”一阵暴雨就似个瓢泼，

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

长虹瑞彩照山河，

清风徐来吹人爽，

哎，有一乘滑竿下了山坡！

我在听这部作品的时候，没注意都他写的词儿，当文本一放在面前，细读才发现，它诗一样朗朗上口的语言，最重要的是其文学性的彰显。

“华蓥山，巍峨耸立”，写山不写高，而写多，我就琢磨，高字具有文学色彩，多字一般都用在口语中，但是，“多”字真的就没有文学色彩了吗？随后就是“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像开锅”，这“开锅”就比波涛好多了，开锅是带有响声的，除了翻滚，还有响声，就是嘉陵江水流湍急的时候，带着响声的最好的描述。“赤日炎炎如烈火”，六月天热的火烧人呐，“路上的行人烧心窝”，都烧到人心窝里了，他把每一句话都写到了极致。它的文学性就通过通俗的语言描述直接表现出来。突然间，乌云密布遮住了晴天，一场瓢泼大雨就下来了。大雨过后天气放晴，热气消了下去，阳光普照大地，清风徐徐吹来，令人心旷神怡，多清新的景象、多舒适的感受！他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动态的山雨瓢泼的自然景象。你能感受到，这不是咬文嚼字般的运用，而是信手拈来、准确地运用，这种对语言驾驭游刃有余的能力，与他长期的积累分不开。

曲艺艺人最大的特点，不是重复性的演出，而是创造性的劳动。我常常想，曲艺艺术它不仅仅只是表演艺术，更是一门创作的艺术，这种创作使它永远带着一种时代性、革命性的特征，继续前进着，并进行着每一个不间断的传承，因而，它记载了每一个时代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成为每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翻开马季老师的作品，这种作为记录时代信息的符号更加明显。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时候，马季老师去包头的《找舅舅》；我们提倡社会主义文明的时候，他有《打电话》；我们登山英雄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有了第一次世界级骄傲的时候，他创作了《登山英雄赞》；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取得世界冠军的时候，他有了《三比零》；我们进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时候，他有《女队长》；我们歌颂劳动模范的时候，他有《画像》……一部部经典的作品不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中国的相声艺术留下了时代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