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是近代一位国学大师，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方面造诣颇深，有人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但他思想守旧，极力反对“白话文”，加之他恃才傲物，喜欢骂人，因此，他与白话文倡导者们时有交锋，而被骂得最惨、取笑最多的当属年纪轻轻便“暴得大名”的胡适，他常常弄得胡适下不来台。这还不够，他还借题发挥，给胡适起外号加以讥讽。

1916年8月23日，胡适写了一首诗叫《朋友》，发表于1917年2月号的《新青年》杂志上，诗题改为《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时在北大任教的黄侃看到这首诗以后，在《文心雕龙札记》一文中大骂白话诗为“驴鸣狗叫”，直呼胡适为“黄蝴蝶”。五四运动以后，北大校长蔡元培经常离校，校务多委托胡适办理，这就更引起黄侃的不满，他讥讽胡适为绕蔡元培上下翻飞的“黄蝴蝶”。

胡适的学术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及《中国白话文学史》都是在早年完成的，影响甚大，但是都只有上部，下部长期付之阙如。黄侃抓住这一点，曾在南京中央大学的课堂上放言：“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黄侃解释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黄侃是存心讽刺胡适的著作只有上部，没有下部。此喻遂传为笑谈。

黄侃站在旧派立场反对新文化，对胡适嘲讽、奚落，着实有损其国学大师的形象。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并没有对胡适进行人身攻击，他的行为倒是颇能体现他的真性情、无城府的一面，也算是一个“另类君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