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电影之前，菅浩栋觉得自己的生活是黑白的，电影给他的世界带来了色彩。大一的时候，菅浩栋参加高中聚会，不爱说话。他觉得别人都在讲到大城市读好大学的话题。拍电影后，再聚会时大家对他好奇了：学煤矿的怎么开始搞电影呢？

但大学的短暂“多彩”之后，他还得“黑透”一次。拍电影需要钱，毕业后的菅浩栋想不出什么赚钱的方法，除了去煤矿。2013年9月，怀着为拍电影攒钱的想法，他做了自己最不甘愿的事：下井。

在位于山西省长治市的潞安集团王庄煤矿，菅浩栋被分到了“掘进队”。这是一线中的一线，负责在工作面割煤，挖掘隧道，以待“综采队”运设备进来进一步采煤。

从地面到大巷垂直深度有450多米，大巷长1000多米，有轨道车拉人，有灯，再往前得步行，走3000多米，其中还有1000多米坡路。

身上的矿工服、水靴、腰上戴的自救器，加上肩上扛的锚杆、支护用的铁丝网，足足有几十斤重。走到真正“掘进”的工作面时，地底漆黑而潮湿，只能看到工友的头灯，看不清对方的脸。

割煤的时候，煤尘密实得很，“是北京这个雾霾的3、4倍。”菅浩栋说。戴着眼镜又戴着口罩的菅浩栋，每隔一分钟，就得去揩镜片。口罩拢住的热气蒸到眼镜上，煤粉湿乎乎地糊作一团。

隧道里的滴水和劳作之后的汗水不一会儿就使矿工服湿透了，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人就一直这么浸着。

吃饭也是一场战斗。菅浩栋以最快的速度揭开快餐面的盖子，把调料撒进去，拿身体护着。不过他后来领会到这只是自我安慰，再快，面里也会浮一层煤粉。

下井第一天，菅浩栋就被吓怕了。但比繁重的劳动更令人压抑的是重复。“今天下了班，洗了澡了，明天还得这样。你今天已经把明天，一个月后、60岁、一辈子都看到了。”

现在，菅浩栋常感到时间过得真快。偶尔，他会接到矿上工友打来的电话，诉诉苦，末了总少不了这样几句：浩栋啊，我不想在煤矿混了，我去找你吧。

“度日如年”的18个月之后，菅浩栋离开了煤矿，攒下了4万元，作为他下一部电影的拍摄经费。走出煤矿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像一个刑满释放的囚徒。

“想给村子留一点念想”

虽然生活中极力避免煤矿，菅浩栋的镜头却绕不开它。

2016年春天，菅浩栋在老家河曲县沙坪村拍摄了自己从煤矿出来后的第一部长片《光盲》。电影主线是村里一位盲人，他早年做工弄瞎了眼，独自在太原做盲人按摩师，老了之后回到了村里。

影片展现家乡村落的各个侧面：在麻将馆里虚度时光，甚至染上毒瘾的年轻人；只剩下3个学生的村小学……路边闪过“采煤沉陷区 请慢行”的标牌。熟人骑着摩托车在路上碰见，攀谈的话题是塌陷的农地该如何补贴。

电影的结局很有“山西特色”，老人在住院一场后再次回村，整个村子已因采煤沉陷而搬迁。镜头里留下老人迟缓的背影。

“想给村子留一点念想。”这是菅浩栋拍这部电影的最重要原因。

在大同矿务局长大的常标，拍摄“真正意义的学生作品”《牢山》时，也选择了他熟悉的煤矿和矿工。

2012年春天，上大三的常标认识了菅浩栋。他们聊了一下午，菅浩栋说到了煤矿对自己家乡的破坏。不少村子已经下沉而整体搬迁。被小煤窑环绕的村子，正变得像一座孤岛。过去村里吃的是浅层地下水，随着煤矿开采，水源也污染了，菅浩栋上初中那会儿重新打了口井，“可深”。

才刚刚认识菅浩栋的常标，马上决定去菅浩栋家乡拍一部和煤矿有关的电影，菅浩栋当时比现在瘦，脸有点凹下去，他成了《牢山》的主演，演一个年轻的矿工。

在那之前，常标尝试过一些短片，但没认定要一直拍下去。拍《牢山》的时候，他终于觉得，电影可以做下去了。常标解释，这和别人的评价无关，是一种内心的感觉，拍着拍着就明白了。

为了《牢山》里的一场戏，他们去拍小煤窑里的澡堂。一条条漆黑的身躯刚从漆黑的井里上来，只有眼睛和牙齿白亮白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