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大年三十这一天，渤海岸边的这个小村庄就会有一件重要的事件发生。

这一天街口小广场会出现一座戏台，戏台是土坯垒的，上面用苇席搭了顶棚。台子正中是一个县官办案的公座，上头挂着“明镜高悬”匾额。台右立个牌牌，写着“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16个字，这个牌牌就代表了官衙的“戒石”。看上去，这个戏台很像旧时一个县衙的公堂。

村民齐聚台下，几通锣鼓之后，三班衙役簇拥着一个穿戏装带官帽的县官出场，坐在公座后，惊木一拍，准备升堂。

如果你以为这是在演戏，那就错了。

对于这个百户小村来说，今天是“县令”当值，剖别邪正的重大日子。

大约从几百年前的明代中期，小村就有了这样一个风俗：每年进入腊月，全体村民推选出一位“县令”，让他在大年三十这一天行使一天职权，召开村民大会，对全村这一年的善人善事进行旌表，这一年谁做了什么坏事，同样也会受到责罚，该打板子的就一定打板子，决不姑息。所推选的“县令”，必须是村民所公认的品行端方、正派无私又刚直敢言之人。“县令”的权威至高无上，他在这一天行使赏罚之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豫、阻挠，在旧时，“县令”升堂时，村民可以投递诉状，“县令”审断判决，后来这个程序就没有了。行使过公权的“县令”，第二天复归于平民，但被他责罚过的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他进报复。如果实施了报复，则会受到下一任“县令”的严惩。

这像是一台戏，却是假戏真做；这像是一个仪式，却体现着乡村特殊的政治伦理；这更像是一个游戏，却庄严无比，让你生不出半点亵渎之念。

我问村里老人们，为什么这样一个没人知道的小村，却保留下来如此独一无二的年俗？为什么要推选出一个“县令”而不是别的什么官职？村里人说，这个风俗是古时传下来的，几百年了，这个村庄地处偏僻，村民多少辈子没见过官府的人，大概觉得“县令”是最大的、最有权威的官了。

村民们还说，这个“一日县令”确实对村风的清正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一直以来，小村没有人因犯罪进班房，也极少出现过盗窃、斗殴事件。据说在抗战时期，这个村子没有一个人当汉奸，如果有人当了汉奸，就不会只是打板子的事了，“一日县令”在那个年代甚至掌握着生杀之权。如果谁在大年三十这一天被“县令”打了板子，不但这个年过不好，一年中都会灰头灰脸，在众人面前矮了三分。虽说新社会不再打板子，但当众被揭了癞痢疮疤，也是件十分丢面子的事。而被推举为“县令”的人，因为秉持了公道，则成为全村最受尊教的人。

我曾跟很多研究乡村政治、乡村文化的学者和我的作家朋友谈过这件事，我说：就这个素材，大可以写论文、写小说、写电视剧。因为它所提供的文化思考和社会学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民俗的层面。

今年当值的“县令”叫仁涛，五十六七岁的样子，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早些年在城里打工，当过泥瓦匠，干过保安，这几年回村承包了一些地种棉花。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日子过得很有起色。开初推举他做这个“县令”，他十分不情愿，一力推脱，因为他知道今年“县令”要处置的问题，无论对于谁都十分棘手。

坐到公座上之前，仁涛先要正衣冠，然后净手焚香，走到那架权当“戒石”的牌牌前，大声诵念上边的16个字，之后向台下乡亲们深深一揖，坐到公座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惊堂木，宣布升堂。

他照例先表扬了一回这一年村上的善事义举，比如某家媳妇侍候瘫痪的婆母尽心尽力，某家后生在打工的城市救了落水的孩子等等，号召全体村民为受到表扬的人鼓掌，算是对他（她）们好品行的奖赏。接下来他的脸就黑下来了。

仁涛拍一下惊堂木，大喊一声：“仁庆听着！”

仁庆是他叔伯弟弟，现任村主任。

仁庆说：“仁涛你有没有搞错？我是村主任，你算个啥？”

仁涛：我是当值的“县令”！

仁庆：你那县令是假的，八辈子以前就没县令了，我是村主任，我正琢磨着咱们以后就把这事给废了。

仁涛：你敢！这都几百年的规矩了，你个小小村主任，敢说这狂话，今天问的就是你这个村主任———仁庆听了！

仁庆翻了个白眼：你问吧，啥事？

仁涛：我问你，你家承包地里插了七八百根干树棍子，是咋回事？

仁庆：地是我家的，我往地里插啥不可以？这还值得你问？我想种树秧子。

仁涛：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你那是树秧子吗？都是当烧柴的干巴树枝子，国家要修高速路，你家那地给划上了，你是村主任，先知道了，说白了你就是想讹国家的补贴款，一根树秧子50块钱对不对？

仁庆开始出汗。

仁涛：讹诈国家，你这是犯法。

仁庆头上的汗往下滴。

仁涛：幸亏早提醒你，现在补贴的事还没下来，你要是真的讹诈成了，最后就得进监狱！那时你光腚推磨，转圈丢人。

仁庆直抓头皮。

仁涛：咱们废话少说，今天下午，你给我把那些树条子全拔了，不摸锅底手不黑，不拿油瓶手不腻，拔了那几百棵干树棍子，你再过个轻松年。你要不拔，我安排人去拔，你得付工钱，5块钱一根，合理公道。

仁庆忙说：我自家拔。

仁涛：那这事就算解决了，退堂！

没想到一件棘手的事就这么几句话解决了。

仁涛脱下补子官服，摘下官帽，“一日县令”（实际上应是“半日县令”）就此卸任。

我这才看见，他头上的汗一点也不比仁庆少。

2017年1月28日，大年初一，于渔书楼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文史馆馆员、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