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是十二生肖中唯一的禽类。我们今天熟悉的鸡，一般称作家鸡，在动物学上属于鸡形目雉科原鸡属。家鸡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鸟类，它的祖先就是原产于亚洲南部、西起印度、东到中国的广大地域的原鸡。家鸡的驯化大约在4000年前，在华南的很多地方，野生原鸡还经常混入家鸡群，和家鸡交配后孵化的幼鸡和野生原鸡几无差别，可见两者之间亲缘很近。而中国作为它的驯化地之一，以生肖的形式加以纪念，的确是名副其实的。

[宋]李安忠《鹌鹑图》

[明]王维烈《白鹇图》

[宋]赵佶《芙蓉锦鸡图》

[宋]王凝《子母鸡图》

[清]张熊《大吉图》

中国人对鸡的认识非常久远，在石器时代出土的陶塑中就有鸡的形。尤其是随葬品中，鸡既是家禽财产的一部分，又经常兼具了送魂的功能。在稍晚一些的美术史上，鸡的形象也时有出现，从汉代壁画，一直到晚近的花鸟画上，都常现身。“富贵根基”，由公鸡和牡丹组成的国画画面，或许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鸡画”。

不过，除了常见的家鸡以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雉科产地国（21属49种，占世界总数的1/3），还有众多鸡形目物种出现在历代画家笔下。

如果说，孔雀以其体型较大、羽毛鲜艳的特征，垄断了我们今天对雉科物种的基本印象，那么锦鸡这一雉科中低调奢华的代表，则在宋代保持了较高出镜率。《桃竹锦鸡图》以桃树、竹子和一对锦鸡组成的画面，成为当时流行的恭贺新婚的喜庆图。竹子代表男性，桃树代表女性，锦鸡则寓意婚姻似锦。

锦鸡在北宋很流行，以至于宋徽宗赵佶也忍不住画了一幅《芙蓉锦鸡图》，流传后世。有趣的是，这幅作品给今天的生物学家提供了研究的契机，图中这只白颈长尾的锦鸡被认为是白腹锦鸡和红腹锦鸡杂交的成果。前者生活于云贵川，后者活动于秦岭，在现代圈养情况下经常发生杂交，而徽宗的这幅作品，据信是世界上最早的对锦鸡杂交的记录。

除了锦鸡这种名字里带“鸡”的雉科动物频现宋代花鸟画，另一种鸡形目的动物也常参与此类作品。“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唐代诗人郑谷的这首《鹧鸪》，用“近山鸡”一语贴切地描绘了鹧鸪的体征。因为类似山鸡，所以经常藏在草中隐蔽，待人靠近一跃而逃。它的叫声低愁婉转，想象荒草丛中惊起一片鹧鸪漫天飞过，很容易让旅人行者联想到离愁别绪，所以就有了著名词牌《鹧鸪天》。

宋代的宫廷画师在锦鸡、鹧鸪这两种“鸡”之外，还偏爱鹌鹑这一小型雉科禽类。在雉科物种中，可以大致分为两类，较大的称雉，家鸡、锦鸡都属这类，较小的称鹑。鹌鹑就是其中的代表，它比鹧鸪更小，毛色红褐相间。因为名称读音有安全之意，常与菊花相配入画，取义“安居乐业”，这倒是非常符合外患频仍的宋代，对生活安定的追求。在这幅宋代画家李安忠的《鹌鹑图》中，两只鹌鹑姿态安然自得，不似其他雉科鸟类长颈伸缩。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平日所见到鹌鹑都是关在笼中瑟瑟发抖，但在自然界的野生环境里，鹌鹑是雉科鸟类中少数具有长距离飞行能力的候鸟。它不像其他大型雉鸡一样可以就地越冬，而是飞越数千公里之远。生活于新疆的鹌鹑，冬季时会飞到藏南、藏东的昌都地区过冬。由于身形圆润，加上雉科禽类天生较弱的飞行能力，它们无法高飞，只能以贴近地面数米的方式接力奋飞。真是难为了它们这样的小身体，完全不像画家想象的那样，是追求安定的性格。

最后一种经常入画的“鸡”，名字比较罕见，称为白鹇。这是一种大型雉类。白鹇以外还有黑鹇和蓝鹇，前者在中国西藏、尼泊尔一带，后者则是中国台湾特有的鸟类，历史上难见入画。唯独蓝鹇是中国东部、南部山林常见的鸟类，以其仪态优雅、闲庭信步而为画者所爱。北宋师旷所著《禽经》特别提到：“白鹇，似山鸡而色白，行止闲暇。”就是这个道理。

一般情况下，白鹇不像家鸡、鹧鸪、鹌鹑这类大小雉类那样易于驯化。因此，饲养和放归这种鸟类，都对古代文人具有非常的象征含义。白鹇最著名的饲养者当属李白，他甚至写了一首《赠黄山胡公求白鹇》来纪念自己获得了一对白鹇。

相比李白赏玩白鹇的雅兴，清代著名诗人王渔洋则体会到了将白鹇放归自然的乐趣。当时画家禹之鼎创作的《王士祯放鹇图》，则以恬淡的笔调，描绘了诗人放鸟归山、归隐山林的志向。

从锦鸡到白鹇，从鹧鸪到鹌鹑，大大小小都属雉科，可见古人的世界里有着多种多样的“鸡”。只是它们与人的关系在更多时候如《诗经·伐檀》所言，“不狩不猎，胡瞻尔筵有悬鹑兮（不来打猎，为何见你庭院挂鹌鹑啊）”，大量成为了人类飨宴上的山珍。

虽然家鸡在中国艺术世界中很早就已出现，但它们往往以“子母鸡”的形象寓意多子与安乐，并没有占据“鸡画”的主要空间。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源自红原鸡的家鸡品种一直与其他雉科物种分享着古代画家的喜爱。家鸡（无论是公鸡，还是鸡群）开始占据“鸡画”主流，或许要与明清两代对耕地、林地的开发结合起来看待。随着荒野的减少，那些未曾驯化的锦鸡、白鹇渐渐远离了画家的视线，归隐到更遥远的山林。而鹧鸪、鹌鹑的驯化、养殖，则同样让它们失去了野性的自由。

也正因于此，那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赳赳雄鸡，终于站立到了清代画家的笔端。在张熊、任伯年等海派先驱的带领下，成为了“鸡画”的主力军。从清代中期开始，我们已经很难听到“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的鹧鸪声了，也难见到白鹇飞上树梢头的优雅身影。这对那些身怀绝技，却只能以家鸡遣怀的画家们，或许是一种遗憾。

希望有一天，我们还能从无论是画家的笔下，还是身边的草丛，再次体验到那种各种雉科野禽惊起的慌张，再次从荒野中低愁婉转的啁啾声里，感受到许多世纪前古代诗人们被鹧鸪天笼罩的感叹。这可以算是我在鸡年许下的第一个愿望吧。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