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桌上咫尺如天涯

袁贻辰

作为一名记者，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扔进垃圾堆，和采访对象同吃同住；也可以踩着刚被洪水浸泡过的淤泥，深一脚浅一脚地采访。但我很难做到，在春节七大姑八大姨对我的长枪短炮里，反唇相讥。

工作第三年，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在家过春节。奔波于成都和老家两地，和七大姑八大姨挨个打照面。

当然，场合是在麻将桌或牌局上。

被誉为“省粹”的麻将，一直牢牢占据着四川人过年的大把时光。坦白说，老家的年味一直挺淡的。除了年夜饭和腊肉香肠麻将，几乎再没什么称得上过年的标志了。尤其这两年，迅速老龄化的居民对雾霾越来越关注，PM2.5指数迅速取代“吃了没得”成为新的聊天见面问候语，连带着，春节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都少了。

这本该是件值得欣喜的事。可当我来到烟雾缭绕、刺鼻呛人的麻将桌上，分享喜悦的念头却是一点儿也不剩了。有亲戚问我，北京的雾霾和成都比，哪个更胜一筹？

我答：“各有千秋。”

一片笑声很快被手搓麻将的声音盖过。

我有点儿算不清这是我被强迫拖上的第几个麻将桌了。老家的人似乎对打牌有发泄不完的热情。吃完年夜饭干啥？打牌；亲戚来串门干啥？麻将长牌玩起来。从深圳飞回来的小姑姑，甚至为了大家搓麻将方便，花几千块钱在家里买了一台“机麻”。

于是，灯会被消解了，大年初一的登高望远被消解了，十几二十几口人被分解成麻将、长牌和斗地主的阵营，“各自为政”。小孩子低头玩手机，耳朵里插着耳机，电视兀自播放着春晚，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作为已经工作的人，我被架上了一个又一个牌局。同龄的表姐希望打“大点儿”，因为筹码太小会“犯瞌睡”，她最近的战绩是打牌一两个小时，赢了三四千块钱。

我简直听得心惊，忍不住想要离开牌桌。表姨笑着把我推回牌桌，“怎么？北京来的大记者不愿意流通下两地的钱？”

用眼神向父母求援，他俩似乎也心照不宣地一言不发，看着我被按回了牌局。闷热安静的氛围里，时间过得好快，几个小时过去，我两眼昏花，表姐和姑姑越战越勇，我忍不住又一次撤退。

爸爸过来看了看我理得乱七八糟的牌局，笑我，“打个牌而已，比你写稿子还难吗？”

一团哄笑声中，我默默离开了牌局。过去的那几个小时，大家你来我往地出牌，似乎并没有交流什么，除了让我一身冷汗生怕点炮以外，我对在外地工作的表姐和姑姑也未得到更多了解。

我默默地生着闷气，直到妈妈一声大喊，“XX（我父亲的名字），快点抢红包，XXX包了个大的。”

牌局停下，父亲飞速拿出手机，点击红包，之后再心满意足地抽牌。

一整个晚上过去，他和母亲交替抢红包，还和表姐讨论起了在WiFi和4G环境下，哪种抢红包更快。

夜深，我终于忍不住，朝父母抱怨起来，“过年，就是让你俩抢红包打麻将的吗？”

我有一肚子委屈要说，“你们抢红包能抢出金山银山吗？”

“你们天天打麻将有意思吗？儿子千里迢迢回来，就是为了看你们打麻将的吗？奶奶爷爷除了烤火就是给你们煮饭，你们麻将打过瘾了，奶奶爷爷呢？”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年味儿在这座小城飞速地蒸发。茶楼是最热闹的地方，哪怕过年也是满座。几个朋友聚到一起，却被一家又一家满座的茶楼活活赶到了麦当劳。一家人好不容易去农家乐玩，3车人一下车就挤进逼仄的茶室，一桌一桌的麻将声此起彼伏。农家乐偌大的园子里，只有我和差了20岁的小表弟，面面相觑。

高速发展的电子产品和交通，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却也拉远了人与人的距离。妈妈后来和我谈心，“一家人不打麻将做些什么呢？”她已经越来越不爱和亲人“摆龙门阵”了，似乎说什么问什么都尴尬。“哪个愿意摆这些私事嘛，大过年的，就图个开心热闹。”是啊，人与人都像隔了层纱，只有在过年时的各色牌局上，能消解一些平日很少联系的远房亲戚相见的尴尬，用一个又一个“清一色”“自摸”让牌桌欢声笑语，拉近着彼此的距离。

不止大人，我甚至觉得，人与人之间，越走越远，人生的轨迹分叉，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交流都成了奢侈品。我曾试着和几个埋头打游戏的表弟在麻将吵闹的间隙里聊天，试着问他们的学业、生活甚至是谈恋爱的情况，却只换来几个间或的“嗯”“啊”“没有哦”。

好像，也只有麻将、微信红包还能把大家连在一起。我默默地在那个同龄亲人的微信群里发了一个拼手速红包，几秒钟后，微信提示，“你的红包已被领取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