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科书事业的发展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1903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统一全国学制，建立了以小、中、大学三级学制为中心，辅以实业和师范学堂的教育体系，标志着我国从此有了较为完备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影响至今。而张元济、蔡元培、杜亚泉、蒋维乔、王云五、胡适、丁文江、任鸿隽、黎锦熙、刘海粟等一大批近代著名学者与新文化代表人物组成强有力的编纂队伍，成为推动教科书发展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为代表，近代新兴出版业不仅多以出版教科书起家，而且许多现代出版家目光远大，负有使命感，为我国教科书的发展和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发轫：翻译教科书

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来自19世纪70年代末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清同治光绪年间，基督教会多附设学堂传教，光绪二年(1876年)举行传教士大会时，“教士之主持教育者，以西学各科教材无适用书籍，议决组织‘学堂教科书委员会’。该委员会所编教科书，有算学、泰西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科，以供教会学校之用，间以赠各地传教区之私塾”。“学堂教科书委员会”民国时人译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它是学界公认的将“教科书”带入中国的机构。传教士从19世纪70年代起的10多年间出版了将近200册学校教科用书，为中国教科书的诞生提供了参考范本。

甲午战败，上至清政府，下至各阶层人士，有感于日本强盛之速和赴日之便，对学习日本教育更加自觉，纷纷赴日考察。1902年，受派考察日本学校的李宗棠，拜会日本教育家和文部大臣。据李宗棠的《考察日本学校记序》记载，这次会见，日本教育家与李宗棠详细讨论译书之事，表示愿与中国合力译印教科书、制定版权法，并赠送了十余种教科书。赴日官员都对日本学校教学抱有浓厚兴趣，有的专门以图表记载日本学校教学科目和用书情况，详细收录教科用书目，以备参考。例如关庚麟的《日本学校图论》记录了每一门课程的教科用书及其作者。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形成一股遍及全国的热潮。梁启超描述了当时的现象：“壬寅癸卯间……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从几年后中国壬寅-癸卯学制有关学制系统的设置情况来看，清政府对于日本学校教育制度和教科书的引进，很多细节都是汲取了日本经验。

翻译日本教科书对中国现代教科书的影响是积极的。举例来说，地理教科书，促成了传统舆地学和地方志编纂转向通俗易懂的“旅行体”风格。晚清学者谢洪赉在1906年出版了口碑颇好的《最新中学教科书瀛寰全志》，该书就用旅行般的介绍说明世界人文自然景观。例如在介绍蒙古人时，书中安排了插图，两个蒙古人坐在篝火旁边吸烟，远处是炊烟袅袅的蒙古包。历史教科书，改造了“朝代体例”，引进古代史、中代史、近代史和最近史等分期观念，从长线角度看中国历史。自然科学类教科书是翻译力度较大的一类。《蒙学动物教科书·编辑大意》说：“旧时动物启蒙、动物图说等书，译自西籍，条段不如东书之明晰。近今译出东邦动物各书，不少佳著……”该书差不多是日本教科书的“修订简本”。

而《蒙学体操教科书》完全保留了日本教科书的原序和凡例，甚至没有新序说明，直接在正文开篇标有“文明书局译编”。此外美术科目，小学生用的图画课本，需从日本贩来。两江师范学堂聘请日本亘理先生来教图画，当时的学生后来回忆：“可怜中国那时还没有图画范本，还得到东邦去买。当范本来到时，第一次教我们在漆板上所画的‘操帽’轮廓。天哪！我那时出世二十年，从小未曾画过什么画，所以把那轮廓画好以后，就用粉笔在寝室破窗上画来画去，好不容易才把几笔简单的线条记牢。”

还有一门具有近代特色的学科，就是“家事”教育。清末民初的《家事教科书》和很多自然学科一样，几乎完全是从日本引进搬运过来。它不仅在学科和知识体系上对中国新式教育产生影响，更对男女平等等社会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当时《中国新女界》杂志的一位记者撰文认为，“日本维新以来国势浸盛，考厥原因，虽甚复杂，然其所以国富种强之本源，首得力于讲求家事教育”。

汉译日本教科书的出版和在中国新式学堂中的使用，是晚清以来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它促进了中国现代新知识体系的更新和新教育的建立。它引介规模大、时间集中，从笔者搜罗的27类508种汉译日本教科书的书目来看，20多年间，中国新学堂中使用了500多种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教科书，科目遍及新知识的每一个学科门类，这确实是一种特定历史阶段的独特现象。

起步：国人自编两大品牌

第一部成体系、较为完整地表现出现代学科意识的教科书是“蒙学教科书”。

1903年由文明书局陆续发行，包括文法、经训修身、修身、中国历史、西洋历史、东洋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笔算、心算、珠算、卫生、生理、天文、地文、地质、格致、化学、动物、植物、矿物、体操和毛笔习画帖等23种。

《蒙学修身教科书》中有“政治”一课，课文说：“天下无无政治之国家。然不合公理之政治，与无政治等。故同一政治，比民之多数以为可者，方著为令。”这里“政治”在词义上显然具有了现代涵义。课文还对“国民”一词着重强调，相对当时的“君臣”观念，尤为难得。

《蒙学格致教科书》还比较注重促进儿童建立科学观念。第一课“释格致”：“就天然之现象，以窥其真迹，曰观察；从器械作用之现象，以得其佐证，曰实验。合观察实验，以为物理之研究，曰格致。”把“观察”和“实验”作为自然科学的两大支柱方法，这个见解已经具有现代科学观念。

再如销售良好的《蒙学动物教科书》，其中一幅草履虫结构图，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在动物学教科书中，还能见到它作为原生动物的代表出现在插图中。动物植物教科书把传统时代排除在正规教育之外的花鸟虫鱼等知识容纳进来，介绍“细胞”“进化”等概念，改变了儿童对于人和自然界关系的认知，有助于儿童确立合理健全的知识结构，建立现代生物演进观念。

第一部严格按照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成书，科目更为齐全、编写更有条理、内容更为精湛的教科书是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最新教科书”。

这套书分小学用书和中学用书。我们重点介绍一位中西兼通的学问家谢洪赉。他所编《最新教科书瀛寰全志》突出体现了他的历史观念和社会思想。他认为晚清是“震旦暗晦”的时代，“群龙尽见，睡狮独酣”，中国人睁眼环顾，发现欧美世界早已“厅建独立，钟撞自由”，所以他要发愤把亚细亚洲、欧罗巴洲、亚非利加洲、南北亚美利加洲和大洋洲的地理国情一一述来，使中国学生尽早知道世界大势。他有意识地区别“社会”和“国家”，认为“社会者，人类相互之团体也”，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发达之度”决定了“世界国民进化”之迟缓；“国家者，大社会之独立而有主权者也”，有人民、有主权，“若是者谓之国家”。这种见解置于晚清思想文化的历史大背景中尤为值得珍视。谢洪赉编纂的许多自然科学类教科书也是有助于学生树立科学观念的好教本。例如他编译的“生理学”教科书，体现出中国传统“养生”法向现代“卫生”观念的转化；“卫生”从“保养身体之理法”，而成为现代细菌病理学的概念。

“最新教科书”影响广泛，茅以升回忆他1906年的读书情况说：“我十岁时入中学，所用的各门教科书，多半是商务出版的。教科书以外的参考书和工具书，也有很多是商务出版的。”

“最新教科书”在当时还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改组的“中华教育会”的机关报——《中国报道》在1904年报道了“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文章认为这些教科书“将非常有助于新教育改革，而这新教育变革对中国的学校又将起到革命性作用。”在1907年的一个报道中，它认为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的儿童从传统经典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进入到充满趣味与知识的新的文学作品中”，是“过去几年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立足：商务中华激烈竞争

民国初年教科书出版态势形成了商务和中华两大出版机构的激烈竞争局面。

1912年民国初建，商务印书馆开始组织编辑同仁，筹划按照新学制，出版“共和国教科书”。编辑人包括：包公毅、杜亚泉、杜就田、沈颐、沈庆鸿、秦瑞玠、秦同培、孙毓修、庄俞、张元济、陶保霖、傅运森、寿孝天、戴克敦、骆绍先等。这套具有开新意义的教科书在更新价值观方面更进一步。

相对于商务印书馆稳健推出“共和国教科书”，中华书局的成立和“中华教科书”的发行可以说更带有预见性。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在武昌起义后，预料清朝统治必被推翻，遂暗中与戴克敦等同仁策划，筹备建立中华书局，并加紧编写一套“中华教科书”。

这两套教科书畅销的原因首先在于编写精良，文字上夺人耳目。例如杜亚泉编写的《共和国教科书理科教科书（高小用书）》第七课《秋之风景》：

“秋日气候渐寒，风景独佳。其点缀以成秋色者，则有杂草；凄切以发秋声者，则有鸣虫。杂草之果实，至秋成熟。种子散落以后，渐渐枯死。其种子于明春发生新芽，再成杂草。鸣虫之翅，常摩擦而成声，有高低强弱之殊，各不相混。其鸣者皆雄虫，所以招其雌也。雌虫能产卵，故

易繁殖。”

在清末民初的教科书中，像这样具有形象美、韵律美、有色彩感兼具知识性的课文并不多见。这正是杜亚泉编写的教科书几十年间畅销不衰的原因。

民初教科书最大的共同价值在于推动普及现代国家观念，“国家认同”发生了巨大改变，强调“中华民国”的本质在于“五族共和”。

相对于晚清“忠君爱国”观念教育，商务以“共和国教科书”表达对于共和国体的认可：“我国数千年来，国家大事，皆由皇帝治理之。今日民国成立，人民公举贤能，为全国行政之长，是谓大总统”。“共和国教科书”之“新历史”编者宣布，“本书尤注重于国土之统一，种族之调和，而于五大族之豪杰，择其最有关系者，一律编入本书”。中华书局出版的多种教科书也表达了不重帝王重文明开化的新观念。“国旗”一课说，“先生曰：此中华国旗也。诸生爱国，当敬国旗”。“中华教科书”之历史教科书在《编辑大意》中陈述：“择述自黄帝以来开化之概略，历代伟人之言行，与夫最近中外交通之关系”，使儿童“既知文化之由来，复知世界大通之利益”。现代国家知识，包括国体、政体、国民权利义务、选举、集权与分权、行政诉讼、租税、国债以及自治等概念系统地进入教科书中。中国开始正式步入现代国家。

繁荣：“六三三”学制促成教材出版热潮

1920年代，由于新学制的施行和教科书出版机构的增多，商务中华两大出版业巨擘并立的局面发生改变。1922年“壬戌学制”诞生，这就是著名的“六三三”学制。它汲取欧美教育体制的优点，学级设置较为合理，符合儿童生理心理特点，一直沿用到1949年，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重要的制度体系。新学制的制定，推动了新书局的涌现和教材编写出版的热潮，形成了教科书发展的繁荣时期。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大型“新学制教科书”，集中了一批优秀的编辑人员。掌门人高梦旦亲自参与编纂，当时的教育家、学者、文化名人吴研因、周予同、顾颉刚、叶绍钧、胡适、任鸿隽、王云五、冯友兰、陶孟和、陈衡哲等都参与了教科书的编校。还有1930年代的开明书店拥有夏丏尊、叶圣陶、赵景深、丰子恺、贾祖璋、郭绍虞、王统照、周振甫等学者、作家担任编辑，形成一支知名的编辑队伍，出版的“开明教科书”颇有特点，畅销一时，为今人所熟知。这些都反映了1920、1930年代教科书出版的繁盛，在中国教科书史上达到一个高峰。

新学制与以往学制最大的不同在于取消修身科，代之以公民科。这样编写公民教科书一时成为热潮。对于“公民学”的认识，以梁启超的定义为代表：“教人做现代社会生活的学问，叫做公民学”。

公民教科书的编著者身份各个不一。《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就由商务印书馆邀请著名的国际法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家周鲠生编写。这部教本的特色在于把民国政制放置于世界政制变迁架构中，使学生了解自己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现代政治的特点，树立民主政治体制意识。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应中华书局老板陆费逵之邀编写《公民课本》。陆费逵对“公民教育”的看法是，公民教育不应当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传授，而应成为融合学生日常生活、建立在常识立场上的社会启蒙。这一点切合了舒新城的意愿。因此舒新城把它写成了一部有主人公的课本：一个用心读书、更喜欢看报的13岁中学生张维城，向公民教员王先生提出了很多问题，课文即以其所闻所见为线索，以对话形式展开。此书销售数比同类为大。

此外质量优良的还有著名学者、教育家朱文叔编写的《新小学教科书公民课本》，著名教育家顾树森编纂的《新著公民须知》，陶汇曾编辑、王云五校订的公民教科书，基督教青年协会编纂出版的公民读本，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的公民读本，江苏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第一中学的三位公民教员：冯顺伯、金崇如与王仲和合编的公民教本——《初中公民学教本》，南京高等师范的几位学生编写的《公民学课程大纲》等等。可以说，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中期是公民教育最高潮的时段，有力推进了国人现代观念的建立。

新学制在促进思想解放、文化繁荣方面功不可没。这里再介绍一位作者，著名作家陈衡哲。她编写的《新学制西洋史教科书（高中用书）》，既是经典的教科书，又是个人写作的楷模。此著一大优点是对于历史推演把握之准确和描述之精炼。她在论述斯巴达和雅典政治的最大区别时指出，一个是贵族专制和尚武的国家，一个是以工商立国，有富裕的中等社会，文化发达。陈衡哲这样说：“但有一件事，却不可不注意的，就是雅典既是民治的代表，斯巴达又是贵族政治的代表，这两种城邦权力的消长，也就隐隐的含着那两种政体胜负的意味了”，表现出把文化与政治和国家发展自觉联系的意识。就像她分析的那样，国家的进步是文明的进步，武力不足恃。这部教科书体现出新学制教科书的代表性特点，就是重视历史文化的整体宏观演变，把中国历史文化的价值放到世界历史长河中考察，表现出整体史观的自觉，提升国人的人类文明意识。

随着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成，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国民政府的党义教育开始进入教材：“分布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党史、党案于各学科中，为渗透的普遍的教学”，“皆以能养成党治下健全之国民所必需之技能、思想、性格、体力而有以使党长进不朽为本”。党义教本无可选择地在以上范围内取材，甚至“无一句无来历，无一句杜撰”，课文也基本上按照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部分编排。这些教材极大禁锢了国人正在建立中的现代观念，加上抗日战争的摧折，教科书发展日益艰难，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

总结来看，我国教科书事业的发展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具体地说，又是得益于三股进步力量的良好互动。一是近代新的国民教育体系提供了时代的大平台。1903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统一全国学制，建立了以小、中、大学三级学制为中心，辅以实业和师范学堂的教育体系。它标志着我国从此有了较为完备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后为民国所继承，影响至今。这是国家制度层面提供的时代大平台；二是由知名学者组成的强有力的编纂队伍的推动。张元济、蔡元培、杜亚泉、蒋维乔、王云五、胡适、丁文江、任鸿隽、黎锦熙、刘海粟等一大批灿若群星的近代著名学者与新文化代表人物，都曾投身其间，形成了强有力的编纂队伍。他们开荆辟莽，发凡起例，成为了推动教科书发展的中坚力量；三是新兴出版业的热心投入。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为代表，近代新兴出版业，不仅多以出版教科书起家，而且其领导人作为现代的出版家，也多目光远大，负有使命感。有这三股力量的推动，教科书和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才能走向繁荣。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