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最低65万元的标准、一单业务30％的利润起算，吕进峰迄今总共开展了上万个婴儿的业务，保守估计利润至少上10亿。吕进峰笑而不语，“不要只是谈钱，我们是做爱心事业。”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博拉·斯帕尔在她的《婴儿生意》一书中，专门探讨了辅助生育市场的现状。最让她吃惊的是：在她所接触过的众多领域里，这是一个很明显存在买卖双方，而且有金钱交易的行业，但是没有人承认他们正在从事商业交易。这一点，在吕进峰身上尤甚。“我们是献爱心，做慈善。”无论是公开面对媒体，还是面对每一个客户，他都是如此表示，然而谈业务的时候，他照样对客户讨价还价，锱铢必较。

就在几天前，一对客户购买捐卵者卵子的9.5万元费用没有到位，尽管第二天就要取卵，然后与男客户的精子进行体外受精，吕进峰还是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他们对胚胎成型后就移植进代妈子宫的请求。“先把胚胎冻上，钱一到位，就移植。”

吕进峰说，“这个行业如今已经是传统行业，产业化了，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隐蔽）。” 的确，这个巨大的婴儿生产王国已经被细化成一条分工明确的生产流水线：有中介负责寻找代孕母亲；捐卵市场也有专门的从业者，争相在互联网上发布招聘信息；还有人提供代孕手术所需的各种医用器械。只不过，这个与个人隐私紧密相关的行业，一直在常人注意不到的角落里隐秘地运作着。

四

来自湖南郴州的陈芳（化名）从事的是这个流水线上最重要的“工种”。 她今年32岁，不知是否是多次怀孕所致，还算年轻的脸上已经有了细纹。还有三个多月就要临产了，陈芳面部鲜有表情，不爱说话，也不像同屋别的代孕妈妈那样喜欢十字绣或者织袜子、织毛衣。她只有一个爱好——看电视。除了睡觉以及每天两次在小区里散散步，她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手握遥控器，从一个频道换到另一个频道，“我只要有电视就行。”

吕进峰的代孕公司将陈芳介绍给顾客而赚取中介费，她则靠出赁自己的子宫获取报酬。在吕进峰这里，像陈芳这样的代孕母亲有200多名。“大家做这个就是为了钱。”说这句话时，陈芳眼角的纹路微微有些舒展。

对于代妈，吕进峰的公司有一个“完善”的工资计划：每个月给予每个代妈2000元生活费；怀孕3个月以后，除工资之外，每个月再发1万元酬劳；第5个月后，这一额度上升到两万，一直持续到临产；余款在孩子安全出生后一次性支付，总计20余万元。代孕机构除了要付给代妈酬劳，还要承担她们住处的房租、水电、保姆费等。当然，这些钱最终都出在客户身上。

陈芳住的房子有130多平方米，三室一厅，只有床、桌子等基本的家具摆设。房子里还住着另外两位代孕母亲：一个刚生完孩子在坐月子，年龄30岁，代孕之前自己生过一个女孩；另一个也是30岁，怀孕36周，自己育有两个女孩，大的11岁，小的7岁。和陈芳一样，两人也是初中学历。陈芳是三人中最早住进来的，选了主卧，有一个小的壁橱间和独立卫生间。事实上，她并没有多少物品需要盛放，房间里空空落落。

代孕机构对代孕母亲的住所选择是有窍门的，一般青睐一梯两户或两梯四户的户型。即使是出去散步，上午也得在9点以后才能出门，下午则是两三点钟，以避开上下班高峰期。“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避免她们见到很多人，我们也会嘱咐她们不要和陌生人乱说话。”一名后勤人员说。

其实，客户往往比代孕中介还要谨慎。一名曾采访过代孕夫妻的记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对夫妻在代孕的时候受骗，向我们爆料，还带着我去了代孕机构所在的公司追讨债款。事情结束后没多久，再跟他们联系，发现号码已经换了。”

很多女客户在代孕妈妈怀孕的同时会假扮怀孕，根据月份大小购买相应的假肚子，甚至会假装孕吐。“前几年，这样的客户挺多，这两年很多人接受了代孕的观念，假装怀孕的也就少了。”吕进峰说。

代孕母亲由保姆照看。保姆据说是从月子中心请的，负责她们的一日三餐。 保姆只是这条婴儿生产流水线上的一名后勤服务人员。吕进峰公司驻点在这个城市的后勤人员有二十多名，这支队伍为两百多名代孕母亲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