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反复研究和充分准备，并征求有关部委和研究机构的意见，2016年，民革中央确定了“精准立法促进社会文明”这个调研题目。去年10月，调研组赴湖北、河南、安徽等地开展调研，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法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是其中一员。

在汤维建看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需要公民文明程度同步提升，民革中央的调研题目，找准了立法与促进社会文明的结合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重要体现，对于依法促进社会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汤维建的看法，与地方许多党政机关负责人不谋而合。调研所到之处，大家对该问题非常认同，而且有的地方已经开展了一些探索和实践。在与相关省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立法部门、司法机构负责人及律师、学者座谈时，汤维建发现，各地在立法方面虽然有不同程度的思考，但遇到的问题和困惑却有一定共性。“比如，有的地方反映，地方立法位阶较低，不具系统性，地方法规规章‘法不责众’现象时有发生；还有的认为执法主体不规范，权责不清晰，执法力度大打折扣。”汤维建告诉记者。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德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也是立法的难点所在。汤维建认为，将不文明行为集中“入法”要从国家层面加以重视，要有顶层设计和配套措施。要明确执法主体，完善执法机制，加强执法监督。

汤维建进一步认为，立法的过程要体现公正、公平、公开原则，广泛征求社会各层面意见，确保法律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提高法规的可执行性。“通过立法可以进一步促进百姓文明行为习惯的养成，全方位营造社会文明氛围，而且，立法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次很好的宣传机会，让老百姓重视起来，自觉抵制不文明行为。”

当然，社会文明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外延十分广泛的概念。在汤维建看来，并不是所有道德层面的问题都要上升到法律层面去解决。“立法的目的不是为难老百姓，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通过法律形式将部分道德规范变为法律规范，把不文明行为加以约束，通过良法善策为社会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据了解，当前部分地方党委、政府在法治建设上积极作为，已经形成了很多好的经验。例如，深圳、武汉、杭州、青岛等地已就文明行为立法。“不过，有的地方出台的条例比较粗放，科学性、民主性、可操作性不足，而且目前还没有国家层面的相关法律出台。”汤维建说。

去年11月下旬，在综合多方意见基础上，民革中央积极发挥界别优势，联合中国人民大学等方面成立了课题组，集合行政法、民法、诉讼法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正式启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文明促进条例（示范文本）》（以下简称《条例》）起草工作，目的是积极探索第三方立法，力争为国家和地方立法部门提供有益的借鉴参考。

汤维建是起草人之一。据他介绍，目前《条例》已基本起草完毕，将于近期出台。“希望这部《条例》能够作为一个有力的抓手，用法律的手段更好地规范与引导公民行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社会文明水平。”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继《志愿服务条例（示范文本）》后，民革中央联合中国人民大学等方面第二次起草的示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