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19世纪的苦难与动乱之后，20世纪的中国进入到一个革命的时代，一个波澜迭起的革命时代。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先后被革命浪潮所掀翻，退出历史舞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出现稳定局面，由此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

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回首百年，有人感叹，如果走代价较小的改良之路该有多好，遂有“告别革命”之说，亦有提倡“回到康有为”“回到孔孟道统”等等说法。然而，历史选择并非由一个理想化的愿望所决定，任何事后的讨论都应该回归历史现场，观察其发生的原因、进程及其影响，而不应脱离具体时空作臆测与推理。

革命不是人为的任意选择

一般而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改良总是比革命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因此，选择改良、避免暴力对抗为一般常情。然而，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革命与改良的发生皆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不取决于个人或群体的良好愿望。当社会矛盾尖锐到改良不足以应对时，革命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之时，革命又绝非任何好事者所能煽动。

20世纪中国革命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并成为一波波不可阻遏的洪流，并不是中国人有激进的偏好，也不是少数人鼓动所致，而是由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所触发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陆沉，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外不能抵抗强敌，内不能维持民生，国家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

历史是给了改良机会的。从“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到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再到辛丑之耻后的清末新政，清朝统治者先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自救运动，试图通过局部的改良来挽救将倾之大厦。客观地说，清末十年的改良不能说毫无成就。然而，清政府的改良和社会期待落差巨大。清政府期望通过细枝末叶的改良，将无所不包的君权法制化，为专制君权披上现代的外衣。1908年8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赋予了皇帝极大权力。1911年5月“皇族内阁”的出台，则向社会公开了清廷皇族的集权之心，使人们对预备立宪的前途丧失信心。

清政府阻塞了改良之路，使社会普遍弥漫着革命情绪，只是等待着有人出来登高一呼。辛亥之年，武昌首义，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数月之间，江山易色。短短的4个月中，并没有经过特别重大的战役，清廷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见，清廷的统治根基早已松散，革命已是民心所向。

然而，辛亥革命虽然赶走了皇帝，却未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国家依然处于虚弱和无序状态。在国际上，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逼签屈辱的“民四条约”，到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而未能从战败国德国手中收回胶州湾，中国依然是一个被人欺侮的国家。国内则是政争不断，连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安，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国民革命兴起。“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两大口号，反映了社会外争主权、内争民权的两大诉求。在国共联手的北伐战场上，国民革命军摧枯拉朽般地把曾经貌似强大的北洋军队击垮。

然而，在北伐战争尚未成功之时，国民党便发起“清党”运动，将昔日的盟友推向血泊之中。国民党掌权后，依然未能解决内外危机，并迅速蜕化为特权阶层。中国共产党继续举起革命旗帜，代表最广大人口的工农，以工农革命相号召，经过20余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49年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简而言之，20世纪上半叶的这三场革命，皆有其发生的社会基础。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实为造就革命之因。非革命难以救亡图存，非革命难以改造社会，首先成为中国社会先进分子的意识，并进而成为普通民众的共同意识。我们看到，革命的推力大大加快了近代中国的进程。辛亥革命一举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社会，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成为可能。

近代中国革命的发生，是在社会危机状态下，人们对民族平等的追求，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人们向往着一个没有屈辱、没有战争的平等的新社会。在这一追求过程中，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强大，中国人民付出了重大代价。然而，作为处于和平时代的，在相当程度上分享着革命成果的后人，对于前人的追求和选择，难道我们可以作脱离历史实际的苛责吗？

革命与改良并非截然对立

事实上，近代社会的许多革命者，包括那些革命领袖们，并不是天然的革命者，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主张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改变社会，许多人曾经历了一个从主张改良到倡导革命的变化过程。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如此，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是如此。1894年，孙中山曾前往天津，向直隶总督李鸿章上书改革主张，但他未能见到李鸿章。甲午战败打破了他对清廷改革的幻想，从此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毛泽东早年也曾景仰过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新文化运动时期曾对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产生过很大兴趣，提倡过和平革命。中国社会改良无望的现实，促使他转向革命道路。

我们看到，在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既有路径分歧的一面，又有互为促进和声援的另一面。清末，尽管革命派与改良派争吵不断，但两者有相通之处，都主张扩大民权，要在中国建立起近代民主政体。两者并不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选择，在全局上存在互动互利关系。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论战，使民主思想前所未有地普及开来。立宪派主导的国会请愿活动和收回利权运动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革命党人也对国会请愿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给予了声援和支持。研究表明，辛亥革命迅速获得成功，各省立宪派的支持功不可没。

同样，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过程中，持改良主张的中间势力也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后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矛头直指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国统区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与社会基础出现崩塌，继续维持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广受质疑。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运动给予了高度肯定，并适时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方案，将民主诉求导向实施阶段。解放战争后期，当中国共产党提出新的民主协商制度时，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社会各阶层对于一个人民将要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