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印有“浅”有“深”。明人徐上达曾论朱文贵“深”，白文贵“浅”。深浅皆相对，如执笔之高低，不必过于刻意，“深”取劲健，“浅”取浑穆，各得其要也。

学书应通书论。其不外骨气、神釆、趣味、寄情、学养、书如其人、通变、诗书画印一体等内涵。“骨气”论“形质”，为书之基本审美准则；“神采”与“趣味”则为“形质”所体现情感之外耀与内显；“人格”“学养”则为书之精神延展；“通变”为作书实践之根本规律；“诗书画印一体”则体现艺之融通。书论各有所侧，然皆相渗透，内在相联，概言之，归于“书内”“书外”两面。吾人所求者，“书内”形神兼备，骨丰味足；“书外”入妙通灵，归于文心也。

王阳明有诗句云：“欲识浑沦无斧凿，须从规矩出方圆。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 识得规矩，知不规矩；识得通常，知不通常。由常到新，由俗至雅，皆如此也。

书画流传之广，亦得力于民俗。春节悬挂之春联、年画、门签、吉语、印章、寿桃、圣像等，无不与艺相联。倘若化俗为雅，大有神奇之功也。白石老人善用民间智慧融于画中，故得朴素之美。余在清华园曾观吴冠中画展，彩墨相间，其彩常用桃红与翠绿，甚是好看，忆儿时于农村曾见寿桃上有此两色，先生之色不正缘于民间！此化民俗为雅艺也。吾师风斋曾以民间瓷工随手所画碗底之印记引入创作，得边栏与弧线之变，亦有慧眼也。

法国熊秉明先生有“书法乃中国文化核心之核心”语，此语既出，人多见议论。其洞察力过人，然过于宽泛，失之谨严。余展而论之：汉字乃中国文化核心之核心，书法乃中国艺术核心之核心。何也？粗而论之，汉字之“音”产生声律之学，包括诗词歌赋等；汉字之“形”产生字学与书学，包括形构嬗变、意象生成与书风演化；汉字之“义”生成中国哲学、文学、史学诸门类，皆吾国文化之神髓。故曰汉字乃中国文化核心之核心。中国之艺如书法、中国画、篆刻等皆由书法笔法脱胎而出，形成用笔、用墨、用刀之结合，举一反三，融而通之，故曰书法乃中国艺术核心之核心。吾人弘扬与传播中国文化，当首重汉字；弘扬与传播中国艺术，当首重书法。

艺重“曲致”而得“隐秀”。彦和云“文之英蕤，有秀有隐”，“秀”而得灵和之趣，如帖之清逸；“隐”而能含筋之力，如碑之朴厚。“隐秀”何来？由曲生致而得融通，一波三折，曲中可直，留中得放，非一味纵横张扬也。

艺之精微而至通达。《礼记》之《中庸》有云：君子之道，辟如远行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艺中幽微，非唯工密，实从寻常景处而常人视而不见处，得玄妙通达也。

易经曰：天地氤氲，万物化淳。艺事一道，贵神思翱翔，笔墨得灵山秀色，而能烟云弥漫，得真淳之气也。

曾读《黄帝内经》之《素问》，论人体之理与艺密切相联，山水画之“皴”即一例也。皴法表现山石脉络、纹理、向背之物理，进而拓展为意象，迷蒙恍惚间契入人之心智。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论种红蓝花有“令手软滑，冬不皴”，知“皴”一词初起于皮肤皱裂，后用于物态，进而用于画法。东坡论书之气、血、肉等，皆缘自人体也。

江南忆，最忆是扬州。扬州忆，最忆是南楼。余曾客扬州梅花书院三载余，梅影书香，最可珍重。书院建于嘉靖年间，历甘泉山书馆、崇雅书院名，雍正十二年马曰管重建书院，延桐城姚姬传主事，凌曙、刘文淇等一代学人皆出书院，声名大振。同治五年，吴让翁重题书院名。书院小楼南北两座长廊相连，余所居者为南楼，习字作画，读书赏梅，不亦乐乎！念惜抱先生主院之功，故以“南楼”援为号。余斋名数种，最喜用此号，寄独上小楼，与梅同瘦之心也。

作者：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 朱天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