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药企索贿，老板没钱写下百万欠条，承诺到期不给钱还要付利息；与妻子两次出国旅游，药企老总陪同买单……四川省卫计委科教处原处长苏林借职务之便，帮多家企业进多家医院卖药、卖耗材等，伙同他人受贿，个人分得1242万余元。《法制晚报》记者获悉，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苏林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2月27日《法制晚报》）

一个省级卫计委的处长，官职不大，位置不高，却能帮助医药企业通过卖药收取1242万元的好处，这是何等的吓人？无疑，他装进兜里的1242万元，最终的买单者不是医药企业而是患者。羊毛最终需要出在羊身上，而医药企业绝不是任人宰割的绵羊，患者才是被宰割的绵羊。给的好处再多，医药企业都会赚回来。

由此可见，看病贵不仅是现有医疗制度的问题，还是医药器械推销中的众多乱象催生的。看病贵的背后还有医药腐败的因素。如果没有一个个“苏处长”也就不至于让医药价格如此疯狂了。查处“苏处长”是必须的，遗憾的是，在这起案件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些行贿的医药公司却成为了局外人，一如给“苏处长”打了百万白条的医药公司老总，难道不该处理吗？“苏处长”和医药公司老总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谁都不该躲过法律的制裁。

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究竟是谁给“索贿的苏处长”留下了索贿的空隙？笔者以为，至少两个环节是罪魁祸首。

其一，是药价虚高。我们目前实施的是药品自主定价的管理制度，也就是说医药公司生产的药品如何定价，政府不再干涉，而是让他们自己依据实际情况掌握。表面上看，这是市场的利好，医药公司能够在市场环境中掌握价格。而实际上这助长了药价虚高。假如说，药价的赢利是处于合理范围内的，没有如此虚高，“苏处长”也就没有索贿的空间了，也就不至于成本价几块钱的药品在市场上卖几百元、几千元了。因此，需要限制药品的价格，不能给腐败交易留下价格空间。

其二，是药品竞标成为摆设。按照目前实施的药品竞标制度，不通过正规的竞标，是不可能进入医院的。假如说，所有的药品器械走的都是竞标的路子，“苏处长”也就不能发挥威力了。当“苏处长”可以轻易左右医院药品器械采购的时候，哪家医药公司不想走这个捷径呢？这说明所谓的药品竞标早就沦为了摆设，最终决定什么药品器械能否进驻医院的，还是权力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