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狂人，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罗永章给很多人的印象。果真如此吗？此前只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的记者心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2月25日，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抗肿瘤蛋白质药物国家工程实验室的一间二三十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正在工作的罗永章。他赶紧迎上来，和记者握手，亲自给记者拿了一把椅子。

记者环顾房间四周，沙发、书柜、墙上的地图、窗台上家人的照片，和其他专家的办公室没什么差别。但他的办公桌比较“刺眼”：桌面他经常写字的地方，已经爆皮了，他伏案工作的功力得多大啊，衣服袖子能与桌面产生如此大的摩擦力？办公桌右侧放着一台旧的普通电脑，屏幕大概只有19寸。

“您就用这设备研究国际前沿课题？”记者有些疑惑。

“我来清华16年了，一直没换过。就像这台电脑，除了查资料、收发邮件，我又不干别的，够用！”罗永章回答说。

再看这位大教授本人，个子不高，留着板寸，瘦削的面庞，一身土灰色的看不出新旧的休闲装，脚上穿一双布鞋，着实朴实。

“辛苦你跑一趟。这几天有点累，嗓子不好，我们随便聊聊。” 罗永章开始寒暄。

看了他的人，他的办公环境，再听了他客气的山东口音，实在想不出他的狂。

但当谈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他突然变了一个人，就像一头精神抖擞的雄狮。

“科学家一定要用科研成果说话” 

1987年，罗永章从兰州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专业毕业后，赴美留学。那个年代，出国留学的绝对是少数，而出生于山东栖霞县（现改为栖霞市）一个贫困小山村的罗永章能够走出国门，并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求学，更是凤毛麟角了。

记者开玩笑说：“山东栖霞有两个名牌，一个是苹果，一个是罗永章。”

罗永章笑着说，“没有没有，我不出名，我也不关心出名这个事儿。”

但是记者从圈里朋友了解到，在2014年青岛召开的一次3000多人参加的生物医药领域的会议上，有了解罗永章的医药专家说了这样一句话：“罗教授，如果说您在国内这个领域是老二，老大是谁呢？”

罗永章没有回应，只是说，“科学家一定要用科研成果说话，而不是靠论文堆砌。”

在国内生命科学领域，罗永章可能还真的算不上出名。因为他很少参加国内的学术会，“很多会不能启迪智慧，是在浪费时间。” 他说。

罗永章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实验室里，钻研课题，手把手带学生。

他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罗教授几乎就是一台永动机，回国18年了，他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6小时，没休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几乎没有晚上10点前离开实验室的时候。

今年春节是个例外，他给自己放了两天假，原因是打赌赌输了，必须陪女儿回老家看望奶奶，而不是让老人家来北京过节。

在美国，罗永章经常是在和导师的交流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或者在不经意间脑洞大开后，拔腿跑向实验室。你可以说这是科学家的执着、偏执，甚至是神经错乱，但是伟大的发现或许就是那一刹那的直觉。

18年来，罗永章带领的团队在肿瘤微环境、新生血管信号转导、蛋白质折叠及分子伴侣作用的分子机理等生命科学前沿领域不断结出硕果，确立了他在国内外生命科学领域的地位，特别是国家一类抗肿瘤药物恩度的成功研发，以及在世界上首次证明Hsp90α是全新的肿瘤标志物，更使他的名字在医生和患者中传开了。

来自中国的小个子罗永章，因为解决了美国人没有解决的技术难题，研发出活性至少是美国同类产品两倍以上的抗癌药物，入了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美国两院院士、饿死肿瘤疗法理论的奠基人佛尔克曼的法眼。老先生将其推荐给了另一个举世闻名的大咖，被称为“DNA之父”的詹姆斯·沃森。

“我也不清楚这两个大名人之间发生了什么，反正他们经常电话或面对面交流，而我成为了他们某一次的谈话内容，这绝对是一种幸福！”说这话时，罗永章就像一个考试得了满分的孩子，脸上遮不住骄傲的神情。

另一个足以让罗永章享有盛誉的事儿和一个会议有关。

美国冷泉港有一个小小的会议中心叫班伯里，这里不定期的召开著名的闭门学术讨论会，用以指导全球某个领域的发展方向。之所以著名，不是因为这个地儿，而是参会者的身份，要么是诺奖得主，要么是该领域世界公认的首屈一指的大咖，而且一定是应邀参会，总人数不超过36人（因为空间有限，最多只能放下36个座位）。在1977至2002年的25年间，有不少于39位诺奖得主参会（有一次会议的8个报告人中竟然有6位诺奖得主），著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在这里酝酿诞生的。2008年的会议主题是“我们如何治愈大部分肿瘤”，这一年罗永章入圈了，成为了首位入圈的中国科学家。“能参加这个会本身就是一种荣誉，而且是世界级的！这才是真正的学术峰会！”

“不能做井底之蛙了，我们应该有点国际视野。不然，从科技创新上，我们怎么实现从跟跑到领跑？” 不知道罗永章这样发人深省的反问算不算狂？

罗永章（右）和詹姆斯·沃森在DNA双螺旋发现60周年纪念会上

“詹姆斯·沃森，我一生的偶像” 

在罗永章办公室墙上有一张他和一位满头白发的外国老人的合影，他的 PPT里也多次插入了这个老人的照片。

“认识他吗？”罗永章问。

记者仔细端详，实在不知其为何方神圣。

“他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詹姆斯·沃森，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诺贝尔奖得主，我一生的偶像！”罗永章使劲儿在纸上写下他的名字，说话的声音也异常坚定。

记者只是轻微地点了点头，似乎想起了n年前中学生物课本上见到过这个名字。

见到记者反应平淡，罗永章提高了嗓音，进行了十分认真的介绍——詹姆斯·沃森是和达尔文、爱因斯坦一样齐名的人物，他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的DNA双螺旋结构，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一，成为开辟现代生物学的里程碑。

在他眼里，詹姆斯·沃森是健在的诺奖得主里对世界影响最大的。“自从小时候在书上知道了詹姆斯·沃森后，我就想将来要做中国的‘詹姆斯·沃森’”。

詹姆斯·沃森对罗永章的影响深入骨髓。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发现了太多的机理和信号通路，也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但有多少能对肿瘤患者有所帮助？所以，能够将肿瘤治愈或者控制，才是最有意义的。”

正是大师吹响的这个冲锋号，让生性好强的罗永章成了冲在第一线的战士，这种动力至今未变。

2008年、2010年，詹姆斯·沃森两度专程来清华大学访问他的实验室。

2013年，他带领团队在世界上首次证明Hsp90α是全新的肿瘤标志物，并由此开发出肿瘤早期检测的试剂盒时，沃森博士得知后兴奋不已，专程派人送来贺信，信中写道：“你和你在清华的同事向攻克癌症这一目标又前进了一大步。”

罗永章在讲述中再次回味这两件事带给他的无上荣耀，记者被他的激动和欣喜感染着，好像自己身上也贴了金。

对于取得的成绩，罗永章没有否认自己的努力，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人生需要一个伟大的偶像，只有伟大的偶像才可能唤醒伟大的自己。”

罗永章说这话有足够的依据，60后的他青少年时期正是人们对陈景润、华罗庚等科学家顶礼膜拜的时代。以他为代表的莘莘学子正是在这种科学崇拜中寒窗苦读、负芨求学，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科技界的翘楚。

孩子们还有当科学家的梦想吗？

“现在的孩子们还想当科学家吗？年轻人还有这样的偶像吗？” 罗永章情不自禁地问道。

2005年1月，号称“布鞋院士”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遥感地理学家李小文去世，之后没几天，青年歌手姚贝娜因乳腺癌去世。李小文院士的去世消息在几天后才见诸媒体，之后的报道冷冷清清。相反，姚贝娜去世的消息轰动了媒体圈，不少门户网站推出了专题报道，网上流传着各地歌迷悼念姚贝娜，甚至为其潸然泪下的照片。

罗永章是通过一个朋友才第一次听说姚贝娜这个名字。对于媒体对李小文院士和姚贝娜大相径庭的态度，罗永章有些扼腕。

罗永章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尴尬。每年全国两会，每逢他碰巧和文艺界委员在一张桌上吃饭，都会有不少年轻记者跑过来和这些明星合影，还经常让一旁的他帮他们拍照。

对于这样的现象和经历，他再次讲了詹姆斯·沃森的例子。

詹姆斯·沃森来清华拜访他的实验室时，不管是清华的理科生还是文科生，甚至很多艺术学院及清华附中的学生都跑过来，里三层外三层地排队想请他签名合影。可这只是在清华，只是清华的一部分学生。在美国，詹姆斯·沃森家喻户晓，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认识这位科学大佬。罗永章去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参加会议时，多次看到只要詹姆斯·沃森出场，不管是坐在自助餐桌旁，还是站在走廊看墙报、和人聊天，总有人悄悄凑到他身旁，“借他”拍张照片。而沃森老先生经过半个世纪的适应，早已习惯了被人当做拍摄的道具，可以完全不受打扰的做自己的事。小小的细节体现了社会对科学那种自然的、非功利的崇尚，还有科学大家的平易。

在美国，大多数科学家也不被媒体关注，绝大多数科学家老百姓并不认识，但科学家群体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对他们的尊重都是无容置疑的，科学家虽然成不了富翁，但生活条件、待遇等各方面，也算很优厚的。

但在中国，这种氛围还较差，至少崇尚科学、尊敬科学家的氛围还不够浓厚。相反追星、崇尚官二代和富二代的风气却很盛。另一方面，我国个别科学家也开始偏离科学家应有的状态，正走在自己“造星”的路上，高调在媒体上频频露面，跨界高谈阔论，甚至误导公众，这最终将破坏科学家群体的公众形象。

“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泥沙俱下，我们把西方好的坏的东西全引进来了，由于缺乏正向引导，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很多人对金钱名利的追逐太强烈了，社会也变得浮躁。” 罗永章说道。

在这方面有些媒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媒体一味迎合受众口味，对明星、官二代开什么车、住什么房、身价多少、一年收入多少等花边新闻过于关注，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社会正确价值导向的形成，更重要的是会害了孩子。

罗永章在自己女儿身上也受到了震动。

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地震，罗永章和女儿准备为灾区百姓捐款。当时他想的是能捐多少捐多少。于是跟女儿开玩笑说：“爸爸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捐给灾区好不好？”女儿当时正在吃饭，立马用筷子指着罗永章说“不行，那是我的！”罗永章当时非常吃惊她这么点就知道有继承权。他和女儿说 “宝贝，如果你不能自食其力，留给你的钱再多，你可能都会一事无成，最后会害了你。等你长大后我再给你解释。”

现在罗永章的女儿快15岁了，再也不问爸爸身后的财产该不该属于她了。因为她知道了得靠自己努力才可能获得生存的能力。“可是更多的孩子如果每天耳濡目染这些东西，他们还会产生当科学家的梦想吗？如果想都不想了，我们的科研后备军将来会如何呢？”罗永章表情严肃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罗永章

27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还能记得几位？

罗永章不想在媒体上出名，理由很简单，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科研环境。

去年，习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明确指出：必须认识到，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我国发展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还有很大差距。

打破科研瓶颈，需要更多的科研人员发扬“两弹一星精神”，默默奉献，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创造出更多具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不过，罗永章还说了后半句话：“科学家可以不出名，但科研氛围和崇尚科学的精神不能被冷落。”

媒体是舆论导向的引领者，被誉为社会公器，他们对科学家的报道，对其科研成果的关注，对于传播科学精神，提高百姓科学素养，营造崇尚科学的氛围至关重要。

“从2000年到2016年，我国有27位科学家荣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大家能记住几位？赵忠贤院士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在我国超导领域默默耕耘50多年，取得了重要成果，媒体可曾追踪过？屠呦呦研究员在获得诺奖之前，有多少百姓听说过她？” 罗永章的发问让记者后背直发凉。

在罗永章看来，在对科学家的关注和科学精神的传播上，媒体显然冷淡了。科学家需要感受寂寞，但他们也是人，他们也需要存在感。

2005年，也就是罗永章回国后的第6年，新药恩度的成功研发，让不少晚期癌症患者成功控制了病情，延长了生命。对于仿制药占比超过95%的中国，这意味着什么？

国内外媒体和业内人士对于该药的态度却天壤之别。

惜字如金的美国《华尔街日报》在2005年12月22日头版用3000多字的篇幅报道了这则新闻，英国《自然·生物技术》杂志、哈佛大学《新生血管前沿》和《梦》等期刊纷纷报道，英国《自然·医学》杂志报道称：“罗永章以一种更便宜、更有效的形式使该药物（内皮抑素恩度）重获新生。”

国内报道不仅寥寥，而且还有一些媒体和专家认为该药是假药，是在国外试验不成才跑回国内进行研究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罗永章的心境。他用润喉糖在桌子上反复排列推演，用逆向推理的方法告诉记者这种声音的荒谬。最后，他不得不摇摇头叹息道：“国内这种对待科技创新的态度让我有些困惑。”“特别是一些学者的心态，我真的很难理解。在我心里，学者该做的事是不断拿成果说话，而不是当评论家指指点点，或者变身职业打假或者医闹之流。”

但是，罗永章从未言放弃。相反，他在生命科学领域前进的步伐越来越坚实，因为国家扶持科技创新的政策越来越好，整体氛围也在向好。

罗永章有个愿望，他说自己如果找到延长人类寿命的“钥匙”，他希望让詹姆斯·沃森再多活50岁（虽然他已年界90），那样他即使在耄耋之年也会有无穷的战斗力。

“知道埃隆•马斯克吗？就是美国发明特斯拉的那个，《技术狂人》系列文章的主角。” 罗永章又在考验记者。

中国科协党委书记尚勇在看到罗永章正在做的课题后说：“你若实现了你的梦想，你就是中国的埃隆•马斯克。”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人的名字，第二天我让秘书买来这本书，看完最后一页后，对着他的照片说：‘早晚有一天你得来找我！’”罗永章说。

还好，记者听说过此人。同时，觉着罗永章的疯狂一点不逊于埃隆•马斯克。

临别之际，罗永章的表情恢复了平静，他迅速跑在记者前面开门，还坚持送到楼梯口。科学狂人的影子突然又没了……

记者手记：

全新肝癌标志物Hsp90α“亮”在哪儿？

尽管罗永章通过图文拼命给记者解释蛋白质的复性和折叠现象，但依然是对牛弹琴。他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就略过吧。在记者看来，介绍罗永章的科研成果不得不说全新肝癌标志物Hsp90α（热休克蛋白90α）。

2016年10月19日，清华大学发布消息，罗永章团队在世界上首次证明肿瘤标志物 Hsp90α可用于肝癌患者的检测，试剂盒已被国家食药监总局批准在临床中使用。该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事实上，早在2013年，罗永章团队就已经发现Hsp90α可用于肺癌检测，并就此研发了定量检测试剂盒。不过，此次的研究成果则更具历史和现实意义。

首先看背景。中国是肝炎大国，目前有近90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2000多万慢性乙肝患者，还有近1000万的丙肝患者。肝炎得不到规范化治疗，会引发肝硬化和肝癌。因此，中国也是肝癌大国。据世卫组织统计，全球每年新发和死亡肝癌患者一半以上在中国。而肝癌被称为“癌中之王”，到了晚期，再好的药物和治疗措施也束手无措。因此，早发现、早治疗是王道。

基于这个背景，罗永章证明肿瘤标志物 Hsp90α可用于肝癌患者检测，可谓功莫大焉。

那么这个Hsp90α“亮”在哪儿？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临床公认用于肝癌检测的标志物是甲胎蛋白(AFP)，但灵敏度仅有50%左右。罗永章团队通过平行比对试验发现，与AFP相比，使用Hsp90α检测肝癌有三个“亮点”：一是灵敏度高达93%，高出AFP近一倍；二是诊断AFP阴性肝癌患者的准确率为94%，弥补了AFP的局限性；三是诊断早期肝癌的准确率为91%，有望实现肝癌的早发现、早治疗。

按理说，这样的先进科研成果应该迅速推广使用，但问题就卡在这儿。罗永章对记者说，试剂盒价格由各省自定，目前全国只有山东、四川、宁夏、湖南、河北、安徽等9个省份获得物价审批，开始办理进医院手续。“但是进入医院很缓慢，平均进入一家医院要盖6～8个章，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

记者愕然。难怪罗永章说，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大块时间都用在了行政流程上。

执着的罗永章真累！（本网记者 李木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