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记者 林春茵

自1983年起，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的参政议政路已经走了35年，对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保护的关注，贯穿了其间三分之二的时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这位75岁的老人为中新社记者历数曾一同“上会”的好友，巴金、冰心、萧军、延安时期的作家，还有张贤亮……“都故去了”，“我在写作最高潮的时候，放下笔来，转到文化遗产保护，再到村落保护，一来就是20年了。”

上世纪90年代初，冯骥才创作了一批“俗世奇人”故事，写活了最市井活泼的天津卫，作品一版再版逾200万册。时值天津“旧城改造”，冯骥才邀请诸多专家并肩“抢救”这个他念兹在兹的城市。

天津卫传统文化保护工作告一段落，冯骥才却更忙碌了。他向学界呼吁“大到村落，小到荷包”，应全面考察民族文化遗产。透过全国范围的“摸家底”，近20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载入1372项——这个数据他脱口而出。

但在冯骥才看来，尽管“非遗”名录泱泱，却有八成处于“自生自灭”，他的注意力继而转向“非遗”所赖以生存的传统村落抢救工作。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城镇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要求，中国官方也加紧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冯骥才领衔的传统古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制定一整套标准，“把中华大地上各个文化板块、历史记忆深刻的、有代表性的村落筛选出来”。

目前，中国已公布4批传统村落名录，4153个村庄纳入保护范畴。中央财政自2014年起，3年内划拨300亿元人民币专项扶持村落保护。

然而，一些村落纳入名录后，即遭遇地方旅游开发的破坏、冲击。冯骥才的努力也面对质疑，有人说他将文化理想强放在老百姓肩膀上；还有人认为，村子出了名反而被破坏了。

这样的批评令冯骥才感到难过，但他语带坚定地表示，“浅层次的粗鄙化的旅游，往往追求利益最大化，扭曲了我们本意。我们实际是要留住乡愁，不仅是原住民的乡愁，还有作为古代农耕大国，七千年以上农耕史的整个民族的乡愁。这是最最重要的。”

今年的提案中，冯骥才建议，凡列入国家名录的传统村落，应向国家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未经批准不能开展旅游。凡开展旅游的传统村落，干部与管理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学习、掌握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的保护规定。

“中国社会转型，人民最急于解决生活问题，不能马上认识村落的精神价值和对民族的意义，村落保护工作无疑是艰辛的，我们应有长远的眼光，不能屈就急功近利。”冯骥才说，“我作为知识分子，坚持文化立场、学术立场，这是我的责任。总得有些人坚守，有些人挨骂吧？”

令冯骥才宽慰的是，国家顶层设计已有框架，不少村落和基层政府也已产生了文化自觉。浙江绍兴胡卜村因水库建设面临整体搬迁，村民们将村庄拆下的“宝贝”全搬进两座铝板盖建的巨型库房，还把数十棵古树全部挖出，另有十余吨“故土”，将在移民区重建家园，“我被胡卜村人如此真挚而深切的乡情感动”。

“他们移出了一个村落所有重要遗存，不但建筑民居材料全部编了号，连洗衣板、冲年糕的石臼、木屐，甚至古树、故土，都搬出来了。”

冯骥才说，他和工作团队将研究国外“露天博物馆”的理念，用三年时间，再建一个胡卜村，“这，不就是乡愁吗？”

在去年6月刊发于《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胡卜村的乡愁与创举》中，冯骥才写道：“在村民还缺乏文化自觉时，我们要启发他们这种自觉；当他们有了文化自觉，我们要帮助他们做好文化的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