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3月12日电（记者 李木元）3月10日中午，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接受记者专访。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

刚一落座，报社同事来电话了。因为对一篇稿件的观点存在分歧，记者在电话里与同事大声争论了几句。

“嘘，小声点儿！”熊思东左手食指竖在嘴边，右手指着旁边沙发上正在写稿的记者和接受电视采访的委员向我示意。

采访开始了。熊思东没有直奔主题，而是先说起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外国人怎么从亚裔中辨识出谁是中国人？开车不系安全带的，公共场所大声讲话、大声接打电话的，大都是中国人……”

“抱歉，熊委员，刚才有点着急。”记者耳根子有点发热，两眼不敢直视熊思东。

“在国外，如果夫妻俩吵架声音太大，影响了邻居休息，邻居是要报警的。我们不是这样，摔碟子打碗、骂大街的现象经常发生，你上去劝阻，他会说‘管得着吗！’大妈们跳广场舞影响孩子高考复习，家长和大妈们干架不新鲜吧？还有报道说，某地老人因为楼上噪音太大，时间长了引发失眠、焦虑……”

熊思东说，在地铁、公交、飞机、图书馆、电影院、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已经成为中国人一个负面 “标识”，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形象。

熊思东接着讲了一个报告——

环保部发布的《2016年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显示，2015年环境保护部环保举报热线受理的827件环境违法问题举报中，涉及噪声污染的有179件，占存在环境违法问题举报的21.6%。

“这么多，没人管吗？”记者怯怯地问。

“有啊，国家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宣传和管理，但是效果不佳。”熊思东指出，究其原因，除了与个人素质有关外，公共场所环境基础噪音大与此密切相关。所谓“一声更比一声高”，周围基础噪音大，人说话的嗓门不自觉会提高。

“我们的标准是不是不高啊？”记者接着问道。

“也不是。”熊思东介绍，根据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2008年联合发布的《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我国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域的环境噪声限值为白天60分贝，夜里50分贝以下，与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处于相近水平，甚至更低。

“有人管，也有标准，那中国的噪音污染治理不好的根源在哪儿呢？”记者又问道。

没了调侃意味儿的熊思东直奔主题——有人管，但是管理不严。在很多情况下，候车室、商场、医院等公共场所的噪声远远超过了国家法定的噪声限值，执法部门也有“法不责众”的思想，最后就变成口头说说，甚至听之任之的了。

至于标准，现行标准不够细化，执行可操作性不强。比如新加坡的噪声污染防治法规，不仅规定了相应声环境功能区的环境噪声限值，对噪声持续的时间、一天的时段划分以及工作日和非工作日的噪声限值都有不同规定。而我国现行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自1997年起实施至今已经有20年，目前该法修订前期研究工作已经启动，建议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细化执行标准，增强可操作性。

到底如何治疗噪声污染？熊思东建议，加强公共场所噪声自动监测站点建设，扩大噪声监测的覆盖面，便于有关部门实时监督和执法管理。有条件的地区可利用大数据，绘制地区环境噪声地图，精确分析、加强预测。

为了防止噪声污染治理中的职责不明、互相推诿现象，可按部门分工负责的原则对各类噪声的管理工作进行明确界定，并建立由环保、工商、公安、城管综合执法和文体等部门组成的噪声污染专项整治联席会议办公室，统一协调，强化监管。

“噪声污染是一种违法行为，不能仅靠道德自省，要在完善法治的同时，加强处罚力度，做到‘软硬结合’。”熊思东呼吁。

熊思东的话讲完了，可记者还沉浸在思考中——随意丢垃圾、烟头，随意践踏草坪，随意大小便，随意在公共场所大声讲话……在国内司空见惯的现象，到了国外都成了授人以柄的陋习。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中国人的文明素质何时能与经济地位相匹配呢？

那就从我做起，在行动中寻找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