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无假”的期待获得了司法层面的积极回应。在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呼吁“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引发了一场全民大讨论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鸣起近日向媒体表示，今年的立法计划尚无针对打假的法律法规修订计划，但随着社会关注度的发展，“不排除对执法检查计划进行调整的可能”。全国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回应“像抓酒驾那样打假”表示，制假售假是全社会的公害，将继续加大立法和执法力度。

“伐假檄文”引发大讨论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打假”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3月7日，马云在微博建议参考酒驾醉驾治理假货问题。马云在微博中表示：“我建议参考酒驾醉驾治理，设想假如销售一件假货拘留7天，制造一件假货入刑，那么我想今天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食品药品安全现状，我们国家未来的创新能力一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此之前，阿里关于造假售假违法成本过低的数据，已经引发广泛关注。数据显示，2016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名誉主席柳传志称马云的微博公开信是“一篇伐假的檄文”。中国企业家俱乐部53名理事发出公开声明，在任何时候向假冒伪劣说不，不制假不售假，不与售假企业合作。

此后，这一话题迅速发酵。在3月10日的“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张茅点赞马云“像抓酒驾那样打假”的呼吁，并提出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加大惩戒力度、建立企业信用系统是让假货不断逐渐减少的方法。张茅强调，要对制售假加大惩戒力度，不能“纸上谈兵”。他说，有些企业罚一两百万无所谓，但使企业“一处犯法、处处受限”，杀伤力更强，才能促进企业自律行业自律。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食药监局局长柯俊在全国“两会”期间则建议将掺假造假行为直接入刑，并防止对制售假犯罪分子以罚代刑、有罪不究、降格处理。柯俊表示，刑法对制售假犯罪分子惩处起算门槛太低，且目前大多数是对企业的处罚，极少涉及犯法行为人，导致行为人铤而走险、屡次作案。柯俊建议，推进行政处罚到一般行为人、自然人，明确行政处罚自然人的范围，使用条件和操作程序，倒逼企业法定代表人落实主体责任，质量监管人员的监督责任，以促进行业自律。

制售假入刑呼声高

除了监管部门外，“打假”议题还引发了司法界的关注，众多法学专家参与该话题的讨论并提出建议，这些建议也获得了司法界的回应。

在听取人大四川代表团对“两院工作报告”意见后，全国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专门对“像抓酒驾那样打假”进行了回应。

他表示，这几年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都不断在加大制假售假的违法成本，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中央对此也高度重视。比如说食品卫生，中央专门成立了部级协调联络机制，因为这涉及生产、流通各个环节，各方面要形成协调和系统的打击力度。李少平说，制假售假的个例依然存在、没有根绝，但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

但与此同时，他也强调，制假售假的治理涉及到整个社会，不同的环节、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门，“需要共同发力”，关键是怎么形成治理体系和制度，不断加大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周喜玲表示，假货问题愈演愈烈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市场监管不到位；二是惩治力度太小，无法震慑制假售假分子。建议制定地方法规，强化行政执法手段，建立质检、公安、工商、卫生等多个部门联动执法机制；严格执行刑法对各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和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罪的量刑标准，对制假售假达到法定数额者严惩不贷，对侵犯商标、专利和著作权的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人民群众对打假入刑呼声很高，需要全国人大通过立法方式加以修改。回顾并比较酒驾入刑过程后李静认为，酒驾是否入刑是经过科学论证的。从目前假冒伪劣的实际危害来看，人民群众打假入刑的呼声很高，甚至比治理酒驾的呼声更高，因此更需要立法程序论证之后予以确定。

“打假”大讨论能否推动“制售假入刑”？3月12日下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鸣起表示，由于全年立法计划已经制定完毕，暂时还没有涉及这一方面法律法规的修订，全国人大年度执法检查计划也已全部安排好，也没有针对这方面的执法检查。不过他也表示：“如果年内某些事情发展到特别重大的程度，也不排除对执法检查计划进行调整的可能。”

记者 刘映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