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以84岁的高龄离开人间的时候，和她一起上“识字班”的婶子大娘们已经为数不多了。前不久，又送走了可以说是最后一批识字班学员的四婶儿。

我独自站在村口的白杨树下，与老人们渐行渐远的背影隔代相望，追清风于先人，忆慈容于即逝。忽然发现，那些先人们的身上，虽然并不都有“红嫂”、“沂蒙六姐妹”那么耀眼的光环，却和她们一样，深深地打上了那个让女性丢弃历史强加给她们的又臭又长的裹脚布的时代戳印。这戳印，来自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惊涛骇浪，来自于新的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政治觉醒，来自于号召广大妇女自觉投身于三大革命实践的正确引领，也来自于一个与她们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细节———“识字班”。

说起这个名词，对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走过来的人都不陌生。它是民主革命时期在革命根据地普遍设立的一种群众教育的民间组织。这个组织以识字为主，兼学时事政治和革命道理，对扫除当时普通百姓中的文盲和宣传党的革命主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我们这些几乎与新中国同龄的人，从刚刚记事，就领略了“识字班”带给广大农村女性的欢快与愉悦。

“月份牌”取代了老黄历，新社会让妇女懂得了自身价值。鲁北平原上的“识字班”大都是从1946年土改时开始创办的。当时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在解放区停止使用老黄历，改为上半截印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画像、下半截印着日历的月份牌。这老皇历被彻底终结、妇女们获得新生的重要标志，便是妇女开始上识字班，当然，识字班不光妇女，也有许多男人。但妇女能够走出家门，却远远超出了大老爷们儿走进识字班的震荡。它不是简单给一群从历史的混沌中走来的“睁眼瞎”点了眼药，更是给一群急需认识自身价值的女性注入了“开眼看世界”的清醒剂。于是，与土地改革几乎同时进行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识字班”就成了送军粮做军鞋支援前线的一支重要力量。据母亲回忆，那一年冬天，我父亲和村里的成年男人大都推着小推车支前去了，母亲她们在识字班做了上千双军鞋、鞋垫，还演出了《大辫子甩三甩》、《石榴开花满园子红》、《三分区啊独立营》等文艺节目。虽然说识字班教授的文化课并不多，但是“大小多少、人口手、山石田土”这样的字还是认识了一些。说起这些，娘和婶子都说识字班让过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姑娘媳妇们“脸大了”、“腰板直了”。她们甚至还能学着当年的样子深情地对唱：

“……同志们把号喊，

喊了个向右转。

走了，走了，

别忘了小妹妹俺。”

“小妹妹你放心，

他不是那样的人。

忘不了爹娘，

忘不了心上人……”

新中国成立后，“识字班”作为妇女解放的一种补充措施，从互助组、初级社一直延续到高级社，有力地助推了农村集体化道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大幅度解放，并由此带动人们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形成。在我的记忆里，成立高级农业社时，年轻妇女自动组织起来为打井队拉滑车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此之前，农村里有男人打井女人靠近不吉利、井壁塌方的迷信说法，上了识字班的妇女们懂得了信科学不信迷信的道理，主动走出家门，全村30多口井都是识字班的妇女们用自己的双手和铁肩打出来的。

“识字班”，一个从旧中国向新中国过渡过程中的民间组织，虽然像稍纵即逝的电光石火一闪而过，但却有效地撕裂了几千年封建社会束缚广大农村妇女手脚的桎梏。直到今天，鲁北平原、沂蒙山区的一些农村，还有把十五六岁至20岁左右的姑娘们叫做“识字班”的称谓，但那不过是长辈们出于对晚辈人的喜欢而略带调侃意味的一种爱称。仅此，也足以说明“识字班”是一种虽然渐行渐远却依旧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新生事物，历史会记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