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3月15日电（记者 刘喜梅）“中国可以把人送上天，为什么造不出一副高质量的肝拉钩（用于肝脏手术的拉钩）？”这是医卫界一位政协委员针对国产医疗器械的发展问题，在十二届全国政协五次会议的一次小组讨论上发出的疑问。

这个疑问道出了很多委员的心声。同在医卫界别的政协委员胡盛寿、周学东、俞光岩等人，也同样为国产医疗器械的尴尬发展现状忧心。

国产高端医疗器械

现状堪忧

“我国是医疗大国。2015年，中国药品市场规模为1.34亿元，医疗器械市场规模为3080亿元，体量之大一目了然。但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统计，目前国产医疗设备仍多集中在中低端领域，恶性竞争严重，在高端医疗器械市场，绝大部分仍以进口产品为主。”身为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院长，胡盛寿表示，目前我国心血管病领域使用的高值耗材多以进口为主，其他医疗设备如CT、核磁共振（MRI）、数字造影剂（DSA）等，进口比例更高，达到了95%以上。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全国政协委员、华西口腔医院院长周学东也向记者表示，我国口腔疾病的高端器械80%以上依赖进口，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居民在口腔科就医成本的居高不下。

“国产高端医疗器械在临床的使用比例较低，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医疗器械质量相比进口产品，还有些差距；另一方面，国产医疗器械的售后服务也相对较差，影响了其在临床的进一步推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原院长俞光岩对周学东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据俞光岩介绍，2008年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曾一次性购买了250台牙椅，这些牙椅全部是进口产品。现在，这些产品虽然已经使用了八九年，产品性能依然不错。相比之下，医院选购的国产牙椅虽然从外观上跟进口产品比较起来并无明显差异，但是使用五六年往往就“差点劲了”。俞光岩表示，因为前期的使用体验较差，也导致了医院在选购器械时先入为主地选用进口产品。

“而医务人员和百姓发展民族医药工业的意识不强，也影响了国产医疗器械的推广。”俞光岩告诉记者，在临床接诊的过程中，常有患者主动要求使用进口产品，医生一般也不会主动去向患者推荐国产器械。“而实际上，部分国产医疗器械如口腔CT机，凭借上乘的质量和合理的价格还占领了国际市场，但在国内的普及率并不高。”俞光岩遗憾地表示。

医务人员应是医疗创新的主体

在胡盛寿看来，我国创新药物及器械研发能力不足，除了我国目前在基础原材料、关键零部件、整体控制系统加工制作等方面力量不足外，临床一线医务工作者参与创新研发的积极性不高也是突出原因。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学科。不论是医药创新还是医疗器械创新，实际上都离不开临床一线医务工作者的临床实践和经验总结。在国外，大部分医疗创新产品的研发主体或发明人都是临床工作者。”胡盛寿认为，中国的医疗领域要实现“双创”发展，也应该充分调动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鼓励他们进入到“双创”的大潮中来，这样才会促进中国原创新药、新器械的涌现。

实际上，我国并不缺乏医务人员积极参与医疗器械创新研发的经典案例。

2015年8月，由北京积水潭医院田伟教授带队研发的骨科手术机器人，成功完成了世界首例基于术中实时三维影像的机器人辅助脊柱胸腰段骨折的微创内固定手术，为一名椎体骨折患者经皮植入6枚椎弓根螺钉。术后第二天，患者就可以正常下地行走了。

这是一套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制造产品。其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基于术中实时三维影像的机器人精准定位，误差不到1毫米，性能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台骨科手术机器人与以往的临床用机器人不同，这是由医生从临床视角主导设计的，其实用性更强、自由度高、可重复性好。并且，该机器人改变了手术方式，使骨科结构复杂的手术可以实现微创，使复杂手术变得简单，使常规手术变得更安全。

“所以，我们也需要让医务人员成为医疗创新的主体，并让他们从科研创新的成果转化过程中获益。比如，在制定了医务工作者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奖励和收益分配办法之后，国家卫生计生委还应该出台操作层面的指导性意见和细则，让医务人员在医疗工作之余从事创新创业能够真正有法可依。”胡盛寿认为，让医务人员吃下创新政策的“定心丸”，才能激发他们参与创新实践的积极性。

资源整合才能

更好实现创新成果转化

而要鼓励医务人员积极参与医疗领域的创新，仅有政策还不够，还必须让医务人员在成果转化过程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对此，胡盛寿建议由政府构建专业的一站式医疗创新转化平台。

成果转化率低，一直是我国科研人员和机构面临的重要难题，临床医务人员的科研同样也不例外。这是因为，不管是新药创制还是高端医疗器械的生产，前期的研发过程都存在“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而研究机构虽然具备技术优势，却一般缺乏持续的资金支持。因此，为了转化研究成果，一般要么忍痛转让研发成果，要么寻求企业或社会资本合作。而如果转让研发成果，研究机构或个人也就失去了成果的所有权，虽然研发成员在研究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回报往往并不理想，这就限制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

“针对医疗领域科研成果转化的普遍困境，如果能由政府出面构建一站式医疗创新转化平台，以PPP模式让企业与医生、科研机构进行联合研发，就可有效降低科研机构和个人的研发风险，并高效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胡盛寿认为，只有政府、投资者、政策、市场、金融、人才等一系列资源被整合在一起，才能形成良性的创新孵化循环。

胡盛寿告诉记者，在以创新著称的国家以色列，政府主导的创新孵化器不仅要为研究机构和个人提供厂房、办公室，以及行政服务、市场服务、政策法规等服务，还要提供金融服务、风险投资甚至技术支持等更高级的市场化运作服务。在他看来，这些经验值得我国学习。

与此同时，胡盛寿还建议以政府为主导，由企业、医院、科研院所、高校等各类创新主体自主结合，以独立法人形式建立新型创新载体或者产业园。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比较严重的‘技术孤岛’现象，医疗创新资源要素在产业链各环节上的多头部署、分散投入，高端医疗器械的领域分布极其广泛，这导致一些重大项目迟迟无法实现整体突破。”胡盛寿认为，要提高中国医疗器械创新研发水平，建设国家级高端医疗器械创新中心迫在眉睫。

事实上，即使研发生产出具有质量优势的产品，也还需要配套的使用政策。对此，俞光岩则进一步建议，国家在招采的过程中应优先采购优质的国产医疗器械。

“虽然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在实施优先采购政策，但总体来说，实施的力度还不够大，范围也不够广，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其实，要构建国产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新格局，需要用户、企业和政府三方的共同努力。”俞光岩最后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