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影响因素辨析

1900—1906年，王国维的治学方向主要是近代西方哲学、心理学、美学、教育学等领域以及对西方学术成果的译介，《王国维年谱》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佐证：1900年撰《〈欧罗巴通史〉序》、译《势力不灭论》；1901年译《教育学》《算术条目及教授法》；1902年译《教育学教科书》；1903年撰《哲学辨惑》《论教育之宗旨》《汗德像赞》等；1904年撰《尼采之教育观》《红楼梦评论》等；1905年撰《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论平凡之教育主义》等；1906年撰《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等。1905年，王国维将之前的哲学、教育学等研究成果，结集为《静庵文集》刊行，目的是“以存此二三年间思想上之陈迹”。

1907年，王国维在《三十自序·二》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并旁及戏曲。这标志着王国维学术研究的一次重要转折。这一转折在《王国维年谱》中再次得到证明：1908年校《片玉词》，辑《南唐二主词》等；1909年撰《〈雍熙乐府〉跋》《宋大曲考》等；1910年校《录鬼簿》，草《古剧脚色考》等。

如果说在学术生涯初期（1900—1906）王国维的治学方向受到日本学者对其传授的西方哲学、教育学、美学等学科的影响，笔者完全赞同。1907年，王国维弃西方哲学而转向中国文学与戏曲，是其自省后的决定；自1911年起，转而致力于古史考证，则是罗振玉的劝说。其中找不到日本学者的影子。

1911年12月至1916年2月，王国维追随罗振玉寓居日本，其间与日本学者广泛交流，主要有文学创作、资料搜集、成果交流、雅集酬唱、作品译介等。例如，1912年9月27日，王国维《致铃木虎雄》：“狩野先生欧洲之行，本拟作五排送之，得数韵后颇觉不工，故改作七古，昨已脱稿，兹录呈请教。”1912年12月26日，《致铃木虎雄》：“前闻大学藏书中有明人《尧山堂外纪》一书，近因起草宋元人戏曲史，颇思参考其中金元人传一部分，能为设法代借一阅否？”1915年11月，《致林泰辅》：“嗣读大著《周公及其时代》一书，深佩研钻之博与论断之精。”在上述交流活动中，仅资料搜集与研究成果属于学术交流，或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有所裨益，但与王国维同罗振玉等国内学者的学术互动相比，它所产生的影响及作用极其有限。

在《再析》“与日本学者交游促成‘二重证据法’提出”一节中，杨鹏指出，内藤湖南的甲骨文研究是“在王国维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狩野直喜《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资料》（1916）比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1915）晚一年发表；林泰辅《龟甲兽骨中所见地名》（1919）在王国维《三代地理小记》（1915）发表4年后出版；林泰辅1921年发表的《关于支那上代的研究资料》，提出研究中国古史须重视“龟甲兽骨文、铜器文、铜器、货币、古玺、兵器、石器、玉器、陶器、石刻文等类的古物”。而王国维《简牍检署考》（1912），《释币》《齐鲁封泥集存》（1913），《流沙坠简》《历代符牌图录》《四朝钞币图录》（1914），《殷虚书契前编》《古礼器略说》（1915），《毛公鼎考释》《魏石经考》（1916），早已经开始运用甲骨文、铜器铭文、货币等进行古史研究。杨鹏列举的日本学者的例子恰恰证明，在与日本学者的学术交流互动中，王国维影响和启发了日本学者。

“二重证据法”与中国传统金石学存在一定的渊源和继承关系，王国维也承认“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宋代金石学、乾嘉考据学均是其源流。王国维与罗振玉学术交流密切，他“每著一书”，必定与罗振玉“商体例、衡得失”。王国维自1916年2月回国后，仍以书信形式与罗振玉保持密切的学术交流。《王国维全集·书信》共搜集书札500余件，其中写给罗振玉的多达241件。例如，1916年2月23日，《致罗振玉》：“《史籀篇》已写出，得二百六十字……拟先作序论一篇，首述籀篇源流，次论籀篇乃字书……不知此说公谓何如？祈教之。”

可见，罗振玉对王国维的学术影响远非日本学者所及，是“二重证据法”的源流之一。杨鹏认为日本学者对王国维的学术影响是“二重证据法”的形成源流，窃以为有失客观公允。

作者：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王东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