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我是幸运的。与父辈比，我没有遭遇战争、瘟疫、饥荒、逃难和政治运动等，我得以在和谐平稳的社会发展中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负，并亲眼见证了伟大祖国的迅速和平崛起和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受到最好的教育训练，一生能够凭自己兴趣、爱好和目标读书并从事文化研究和著述，出版了几十种著作，也发展和延伸了自己的文艺创作兴致。

我从小喜欢读书，下乡8年中读了不少哲学和文学书籍，它们帮助我考上了大学中文系。77级大学生是中国教育史上最为饥渴从而读书最为勤奋用功的一届，25岁才进入大学校园的我立即开始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的冲刺，启动了从《诗经》《楚辞》《史记》《战国策》《论语》《老子》《庄子》《孟子》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的恶补。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之间的连线是每天的跑步路途，一日7个小时吃饭睡眠之外的时间全部投入心无旁骛的阅读。中间在系里组织的单科竞赛里，我夺得古典文学第一名，却发现答不出的考题出自我没有读过的《尚书》，回过头来又重新埋头读坟典。书一读起来就一发而不可收了，又遇到时代机遇连连，于是一路走了下去，此生过足了读书瘾。

硕士读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戏剧戏曲学，这是奠定我一生专业和事业的基础课程。全国统一研究生考试进行得很顺利，然后是专业面试。面对崇高而威严的导师群提出的刁难性问题，天生怯场的我嗫嚅了，最终狼狈逃离考场后，我气馁地明白自己彻底失败了。然而一个月后，录取通知书却寄到了我手中。后来才知道，抗战时期担任过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后来又担任过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张庚老师，在看了我的报考材料之后，曾经表达过一个担忧：他曾经担任过这么多职务，是个社会油子吧，读书能坐得住吗？祸兮福所倚，我考场中天性弱点的自然流露，赢得了张庚老师一句肯定性评价：嗯，他还是个老实人。

3年延伸学习一瞬即逝，仍然保持了本科时的发奋与勤勉。当时河南、山西出土了不少宋金墓葬，里面有着杂剧演出的雕砖和壁画，各地也发现了一些宋元戏曲文物和戏台，于是我把它们选定为自己的论文题目，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踏勘和调查工作，足迹遍布黄河两岸的晋豫腹地。论文通过并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工作，继续补充完善上述选题，最终成果形成了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不久我担任了副所长，忙碌起来，眼界也大开，除了专业深入以外，积极投身到20世纪80年代极其活跃的学术思潮中去鼓涌，在报刊喷涌式地发表文章，并参与主持编撰了大型传统文化反思丛书“蓦然回首”系列，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进入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中心的博士后研究项目，那时我没有博士学位，但出版了三本学术著作，被破格录取了。我不知道博士后项目是什么标准，于是期间发奋写出了《中国戏曲声腔源流史》一书，成为该项目里唯一提交了专著成果的。

我深切感受到，在国际学界交往中，博士学位是一个基本的门槛，我心中暗暗企盼机会的降临。回国后，在写出纪实文学《美利坚的诱惑》的同时，我锲而不舍地继续自己戏曲文物研究的延伸项目：古戏台的考察和研究。在完成了《中国古代剧场史》著述之后，我向全国古籍整理小组申请出版基金，小组把书稿送交匿名专家审阅。通过后，一天，我接到了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匿名审稿专家的邓绍基老师电话：“你愿不愿意读我的在职博士？”于是我又开始了没有周末和节假日的3年勤奋攻读。好在留美经历使我轻取英语关隘，而东西方宏阔视野的确立让我轻松圈定了比较戏剧的博士论题。其间我又出版了《中华文化通志·戏曲志》、《中国戏曲图史》等著作，并顺利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导师陈毓罴、刘世德、曹道衡等先生给了很好的评价，最终出版成《东西方戏剧的对峙与解构》一书。“美人迟暮”的我夹在一堆头带冕旒、身披黑红大氅的年轻学子中间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学位加冕仪式，感慨地写出散文《迟到的博士授衔典礼》以示纪念。

以后，我从剧场舞台、声腔剧种、戏剧起源、宗教戏剧、民间戏剧文化、戏曲批评史各个方面进行突破，开始了写作中国戏曲史的攻坚战。这个写作持续了多年，是对功力、毅力和耐力的长久考验，最终形成四卷本150万字的《中国戏曲发展史》（与刘彦君合作，她负责戏曲文学部分），成为20世纪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全面总结。就在这项浩大工程即将完成时，上级忽然发出命令，调我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我从此失去了潜心科研的环境，庆幸“时不我待”的内在动力促使我及时甚至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地抢完了这一学术工程。剧协工作提供了戏剧评论的新天地，我又兼任《剧本》月刊主编，从此开始了看戏、读戏、评戏、评比戏、推动戏剧发展的新经历。这其间我马不停蹄、手不停书，写出众多的评论文章，也留下大量的观剧日记，后来都汇集成文集出版。由于对戏曲历史和东西方戏剧进程的熟悉与整体把握，我的戏剧批评文字能够高屋建瓴，超越就事论事层次，探究到戏剧潮流发展与审美趋势变迁中去，对创作形成了有效引领，因此得到众多剧作家、导演和演员的真诚反馈与友谊，成为他们称道的良师益友，这使我十分欣慰。

长期的接触、熟悉和进行深入研究，我对中国传统戏曲及众多的戏曲剧种产生了深厚情感，而基层民众对于戏曲那种火爆狂热的迷恋和情感家园式的留恋，更让我看到它的超常价值。然而，戏曲生态的一天天恶化，剧团和从业者生存条件的一天天恶化，让我痛心疾首。我写出《中华戏曲文化美学及其现代转型》《戏曲生态八论》《论地方戏》等重要论文肯定戏曲的价值，并在各种场合不断为戏曲呐喊和呼吁，希望能够改变现状。恰值有机会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大会，我感受到国际社会对于传统遗产和异质文化的珍视与重视，从而坚定了中国传统戏曲是有价值的人类文化遗产的认识。我利用各种机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戏曲，并呼吁中国政府像日本和韩国那样对自己的传统戏曲进行有效保护，采取特殊鼓励政策和扶助措施，以延续和张扬其艺术生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形成新的认识基点后，开始进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国昆曲首先被列入其名录，然后是粤剧、藏戏、京剧和皮影戏，中国政府随之也开始制定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加强保护措施，众多民间戏曲剧种被纳入其中，日益受到有效重视和保护。今天，戏曲是中国国粹艺术的结晶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这其间有着我多年的努力隐藏其中，想到这里我可以感到欣慰了。

事实上我在对民间戏曲进行长年考察调研的过程中，研究兴趣和视野早已扩大到广义的民间文化。早在我进行戏曲文物研究时，眼光就已经覆盖了戏曲砖雕、石刻、泥塑、壁画、年画、绘画、剪纸、织绣、陶塑、瓷器和器物装饰、戏台建筑等等，这些今天都属于人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当联合国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以后，我开始进行其理论构设，写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性论》等重量级论文。同时我也在四处行走的过程中，用考察报告、文化散文的形式表达我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强调和担忧，体现在《乡村社会报告》《千年丽江》《文化苏州》《梯田中国》等作品中。

这其间我的工作又发生变化，登上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这样更高更加广阔的平台，它使我能够站在中国文学艺术的整体基点来观察和思考问题，接触到不同的文艺领域也使我越加开阔了眼界，我的学术生涯于是进入另外一重天地。我开始更多撰写文艺评论方面的文章，同时也发扬和培养起更宽泛的创作兴趣。过去我曾尝试写过京剧《胡笳十八拍》等，这以后更加频繁地开始了影视剧的写作，涉及的种类有戏曲、话剧、舞剧、音乐剧、儿童剧、电影、电视剧等。我同时也爱好诗词歌赋、散文杂文的写作，对诗歌的新诗和古典诗都有涉猎，赋体的代表作品则有《北京赋》《昌平赋》等。我自幼的书法爱好得到更多的实践和展现，也得到更多与书界前辈和同道请教与切磋的机会。至于频繁的文化采风，又为我从戏曲文物考察中培养起来的摄影爱好追加了温度。总之，工作环境使我如虎添翼，得以全面充实与发挥自己的兴趣与爱好。

此生我是幸运的。与父辈比，我没有遭遇战争、瘟疫、饥荒、逃难和政治运动等，我得以在和谐平稳的社会发展中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负，并亲眼见证了伟大祖国的迅速和平崛起和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受到最好的教育训练，一生能够凭自己兴趣、爱好和目标读书并从事文化研究和著述，出版了几十种著作，也发展和延伸了自己的文艺创作兴致。我感恩于时代，感恩于国家，感恩于一切给了我这种条件和机会的人们。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