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渭南６岁男童鹏鹏，在遭继母罚跪、捆绑、殴打后昏迷，被送入医院。如果不是孩子已经命悬一线（为施虐者带来风险），如果不是医生将此事引入司法程序，这种严重的虐待行为仍然会以“家务事”的形式，继续“合理”地存在下去。

儿童与成人有着平等的人格权与人身权——对中国社会而言，这条基本法理常常是个抽象的存在。以家庭为核心形成的关系型社会，更习惯于将孩子看作父母的“私产”，将远近、亲疏、内外作为行为的考量。

因而，父母（监护人）常常将教训、干涉甚至殴打孩子看成天经地义的事情，以致监护人几乎成为儿童人权的最大威胁。几乎很难有人会因为父母教训孩子而进行干涉，哪怕这种“教训”是长期的，哪怕这种“教训”已经构成了虐待。“家务事”的观念和“疏不间亲”的传统行为规则，与“不论一个人处于什么角色，只要人身权和生命权遭到威胁，就须无条件救助”的现代人权概念形成了直接的冲突。

前两年讨论虐待儿童的案件，人们多呼吁刑法中设立“虐童罪”。实际上，已有的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以及２０１５年１月实施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已经能够对症下药。比如，对鹏鹏的继母这样残忍的施虐者，所要讨论的，只是适用虐待罪还是故意伤害罪。儿童周边亲友、学校、社区的态度，才是虐待行为如何被发现的关键，才是满足虐待罪“告诉才处理”要件的关键。如果他们讲“人情”，即便虐童入刑，也会面临着同样的操作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