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儒 山水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董其昌 婉娈草堂图

明代有这么一对莫逆之交,他们均自幼聪颖过人,早负盛名,也一同参加科举,不同的是,一个落第后隐居,一个高中后官至一省学政、礼部尚书。不同的仕途选择并没有影响两者的交往,甚至后期,隐居成为了二人共同的人生追求。他们就是陈继儒与董其昌。二人终生相契,虽然人生异辙却艺事同心。所谓:“少而执手,长而随肩,涵盖相合,磁石相连,八十余载,毫无间言。”

陈继儒隐居山林 董其昌为他“捐百万赀”

万历十三年(1585年),陈继儒与董其昌一同参加了应天府举行的科举考试,然而双双落败。第三次科举考试还没有考中举人,陈继儒大为愤怒。再加上时至晚明,十分动荡不安,社会中各种新思潮也在不断孕育激荡。年轻的陈继儒明白再走科考一途已无多大意义,在这样一个局势中自己即使有才能也难以施展。因此,他毅然下定决心“谢去青襟”,隐居山林,从此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以保持自己的独立与平静。

万历十五年(1587年),陈继儒正式隐居,董其昌为其作《山居图》,并题:“郗超每闻高士有隐居之兴,便为捐百万赀办买山具,予于仲醇以此赠之。”而与好友陈继儒放弃举业隐居的选择不同,董其昌屡败屡战,终于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中举,完成了从生员到举人的身份变化,打通了其鱼跃龙门通向进士登科的关键。

第二年,董其昌到北京参加会试,在四千多人的竞争中,董其昌脱颖而出高中进士第二名,两年之内中举、登科。董其昌得中二甲头名即“传胪”,被赐进士出身。此后,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为官,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湖广提学副使、太常寺少卿、礼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职。(注:南京六部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仍然在南京保留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放弃举业的陈继儒,则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受到道家长生不老思想的影响,他开始迷上了道教的方术,隐居小昆山,后移居东佘山,过着快意自适的归隐生活。在清静的环境,读天下书,写天下文,隐而不脱俗,为身隐心不隐,仍然针砭时弊,甚至一度成为“畅销书”作者,名声日隆,求见者不绝,所谓 “来见先生者,河下泊船数里”。在隐居的几十年中,或品评书画、或吟诗作赋、交朋结友,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

为方便与陈继儒相聚 董其昌专门建了“来仲楼”

万历二十年(1592年)夏,董其昌在持节封楚藩的归途中触暑重病,陈继儒前来看望他,二人在夹室中相对赏画。当日,一同赏画的还有吴门画家孙枝,在他的建议下,董其昌把雅集情况诉诸笔端,清晰写道:“仲醇挟所藏王右军《月半帖》真迹、吴道子《观音变相图》、宋板《华严经》《古尊宿语录》示余夹室中。惟置一床相对而坐,了不蓄笔砚。”

为了方便二人相聚,董其昌在宅中更为陈继儒建造了“来仲楼”,他们时常登楼阅览书画终日不下。董其昌于书画裁鉴通明,凡有批驳真伪皆可悬笔立就,陈继儒往往与之相互切磋激扬。后来董氏所鉴由其门人张圣清掌录成编,亦名为《来仲楼随笔》。董其昌的随笔中,比较少提到与朋友一起鉴赏书画,但是陈继儒却勤于记录那些活动,尤其是与董其昌共赏的时光。在陈继儒的笔下,经常可以找到与董其昌相似的艺术观点,特别是品鉴书画的语言多有重合之处,这刚好可以为董其昌《容台集》做出补充和诠释。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董其昌离京回老家赋闲,为了排遣郁闷心情,七月,他与陈继儒泛游春申之浦,“惟吾仲醇,壶殇对引,手著翰墨,固以胸吞具区,目瞠云汉矣。”两人一起游览之状,董其昌多次游后作画,一是记录两人游历的美景,另一个应是为了见证他们的友情。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董其昌持节赴长沙封吉藩朱翊銮。当时官船正在池州江中航行,董其昌突然挂念起陈继儒来,心想他最近的读书生涯不知如何了,于是,他给陈继儒绘了《小昆山舟中读书图》,湘楚风景令董其昌赏心悦目,他又另画了一幅画寄给陈继儒,画上题诗云:“随雁过衡岳,冲鸥下洞庭。何如不出户,手把离骚经。” 董其昌在诗中以雁、鸥与衡岳、洞庭的关系,描述了自己前往楚地的行程,但是想起正在书斋中手把《离骚》、吟咏赋诗的高士陈继儒,自己的奔波劳顿要远逊于他的性静情逸。第二年秋,董其昌回到松江已经十月,他又立即前往小昆山访问陈继儒,下榻在新筑的读书台,为其绘制了《婉娈草堂图》。

董其昌与陈继儒一起的集会、出游与鉴赏活动不胜枚举。董其昌盛年时,因在朝为官经常外出,但是只要稍有闲暇或回到松江,他都会与陈继儒相会。也可以理解,为何陈继儒在记录自己藏品时谈及董其昌则言“玄宰,不暇记”。可理解为,他收藏董其昌作品不计其数。

82岁董其昌仙逝时 79岁陈继儒主持丧礼

董其昌在当时位高权重,为翰林院编修,后为小皇子讲官,但他却花大量的时间研习书画,并时常与陈继儒切磋画艺,政治生涯对他来讲已不再那么重要,倒不如“全身而退”。他更羡慕陈继儒的隐士生活,陈继儒在《妮古录》记:“陆以宁谓董玄宰云,今日生前画靠官,他日身后官靠画。”

董其昌与陈继儒往来频繁,都享有高寿,在他们的晚年,同辈逐渐调零,二人的友谊则日益弥坚而尤显珍贵。他们常一起请苍雪大师讲《楞伽》于白龙潭,弘扬佛法。

1636年中秋,81岁高龄的董其昌与78岁的陈继儒相约在天马山熏塔游玩,并作《书雪诗轴》,给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题跋,之后不久,董其昌即与世长辞,卒年82岁。79岁的陈继儒主持了丧礼,“仆送之入棺,主张道装,不腰玉带”。唯有他最了解董其昌,三年后,同样是享年82岁,陈继儒仙逝。他们正如孪生兄弟一般,志同道合,形影相随,虽然一个为官,一个隐逸,但对艺术上的贡献却是殊途同归。

董其昌与陈继儒

少而执手,长而随肩

八十余岁,毫无间言

1555年,董其昌生于松江,少时聪颖,早负盛名。在他三岁时,松江的另一位明代文人也随之出生,同样自幼聪慧,“五岁大父膝上授书,辄成诵”,后进学堂学习,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这里说的,就是陈继儒。

董其昌在为陈继儒《白石樵真稿》所作序言中写道:“余与眉公少同学,公小余三岁,性敏心通,多闻而博识。” 而陈继儒则在《祭董宗伯文》中也说道:“少而执手,长而随肩。函盖相合,磁石相连。八十余岁,毫无间言。山林钟鼎,并峙人间。”(注:董其昌贵为礼部尚书,故称“钟鼎”,陈继儒则自称“山林”,是他们两人的精简概括。)

本文部分内容据颜晓军《九峰三泖白首至交——董其昌与陈继儒的艺术交游》、李微微《陈继儒旅游活动初探》、郝锦绣《晚明书画家陈继儒之交游考略》等著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