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提起“年画”可谓无人不晓。年画产生于中国的农耕社会，是有深厚底蕴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吉祥文化的结晶。集中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水平。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典型的传递正能量的艺术。

年画在我国民间传承已有逾千年历史，它的起源可追溯到上古时代，汉唐时初具雏形，宋代极大地发展，明清及近代趋盛。我们的年画里面，东有山东潍坊，南有苏州桃花坞，西有四川绵竹，北有天津杨柳青，这四大木板年画更是源远流长、享誉中外。民国初年，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上海还出现了一种造型细腻、印刷精美的“月份牌”年画也曾风靡一时。新中国成立后，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以反映现实生活、包括革命历史题材为内容的新年画一度繁荣，在新中国美术事业中发挥了一定作用。那时新华书店和集市上常常挂满了数十乃至数百种丰富多彩的年画。群众争相选购，一幅好年画可发行逾百万张，甚至逾千万张……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艺术作品能这么广泛、深入与数以亿计的普罗大众“零距离”接触。没有哪个国家的艺术家能有这么大的平台，这么大的市场，直接服务于人民，但这确实是那个年代中国艺术家们已经创造的奇迹。

然而，曾几何时，不知不觉中，年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似乎已然退出历史平台。

那么，在工业社会来临后到了今天的信息化时代，是不是中国人对年画已无需求了呢？

最近我们在内蒙古、山西、河北、湖南一些乡镇调查，发现农贸市场上又悄然出现了一些新的“年画”，它们有这样一些特点：有的是一些传统题材（如“连年有余”，“恭喜发财”）在当下有新的演绎：运用了电脑的PS技术，将各国纸币一捆捆赤裸裸地放在画面上（特别显眼的是人民币和美元）。去年猴年很突出的例子是身着戎装喜笑颜开的孙大圣一手持金箍棒，另一手高举三叠人民币（也还有画一摞人民币一摞美元一摞其他外币的），正翩然起舞。

这里我想起25年前我到访台湾时的一个小笑话。一位其颜颇似张大千先生的画家对我说：“我告诉那些老板们，你们再有钱也不能直接把钱贴在墙上。你们得买我的画回去挂。”即便是在古代，也只是用元宝来象征财富，如今真的直接把钱贴到墙上，的确叫人惊讶！

有的是一些照片拼接的风景或者四季花卉及胖娃娃等传统题材，这些画面内容基本上是健康、美好、属正能量，但因未经正式出版，艺术水平普遍偏低；还有的是多地都出现了一些以领袖人物，特别是当今领袖的形象（如阅兵、出访等）为题材用照片拼接而成的年画，这些画面从内容上说是好的，也反映了人民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遗憾的是，并非正式出版，故而水平较低，不能准确、鲜明、生动的宣示主题和使观众得到高层次的精神享受。还有一些画面上的人物安排处理也不够妥当，但无人把关。

这种情况我2013年在浙江嘉兴一代农村考察时已看到不同设计的这类年画，2014年在南京郊区农村也有发现。尽管如此，这方面的主题的出品很受欢迎，我们去调研时想买却已脱销，今年我们到内蒙古商都县的某个村子里两三百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挂着，可见确受欢迎，且需求量又极大。

年画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对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做好它的传承和保护工作，可以说，年画见证着我们深厚的文化根基，代表着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也希望通过重振年画，树立我们的文化自信。我国人口大多数是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基层群众，他们暂时无法收藏拥有昂贵高端的艺术珍品，但对年画有永远的需求。所以我认为新年画的创作正是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素质最基础、最实惠的一种方式，故希望年画问题能引起领导部门的高度重视。我建议要加强对传统年画的发掘、整理、研讨、总结先贤的实践经验，最好能建立国家级的年画博物馆，资助年画非物质遗产的传承人。同时，还要规范年画的出版。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年画市场上的种种乱象，既保证人民群众有较高的精神享受，也可避免其他负面情况发生；另外还要狠抓新年画的创作。时代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精神需求多样化了，但人民向往美好生活，追求喜庆祥瑞、热爱美与艺术并未变，甚至更强烈了。

年画在我国是如同京剧一样的国粹，永远不会过时。问题是，年画也要反映时代的变迁，审美的发展，应该提倡和鼓励美术家们深入生活创作有强烈时代精神的新年画作品，以满足人民的需求。我们迫切期待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最接地气、最受人民喜爱、中华文化的古老载体之一的年画，在新时期能与时俱进、浴火涅蓜、永葆青春。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