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老舍同时又堪称我国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先驱，这一点鲜为人知。

1924年秋，经老舍的英文老师、燕京大学教授艾温士推荐，他被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聘为华语讲师，任期5年。其时，他只有25岁。在这所知名的外国高等学府里，他勤奋工作，教学成绩显著，又在那里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逐步走上了文坛。

唯一的华人讲师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坐落在伦敦市区菲斯波里圆形广场北侧，建筑雄伟、环境幽静。老舍是学院中国语文系唯一的华人讲师。当时，英国政府鼓励民众学习和掌握外语，尤其是军人，都须学会一种外语，一旦通过考试，每年可以多得100镑饷银。老舍认识一位青年军官，年仅23岁，就已掌握四门语言。老舍感慨地说：“想打倒帝国主义么，啊，得先充实自己的学问与知识，否则喊哑了嗓子只有自己难受而已。”

老舍在东方学院先后开设过“说官话”“古文”“翻译”“历史”“道教和佛教”“作文”等课程。其中“说官话”最受学生欢迎，这门课类似于今天的汉语普通话。

英国的大学教学相对宽松，学生入学没有任何限制。不管是十几岁的少年，还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只要交足学费，都可以进校学习。老舍所在的中国语文系，就有两名70多岁的学生进修汉语。一名老人专攻汉字字形，指定要英籍讲师教授。另一位懂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注重汉字的发音，愿意跟老舍学习。两位老人都已头发斑白，却非常用功。

学生中有专修元曲的，有攻读《汉书》的，也有研习唐诗的。他们的汉语程度往往参差不齐，学习目的也大相径庭。有的将要去中国，先来学几句应付差事；有的曾在中国住过几年，为深造而专攻汉学。学院排课的方法也很特别，永远是学生想学什么，教师就得教什么。有一次，一名医生对中医很感兴趣，要求老舍教他这方面的知识。老舍办事认真，不肯随便敷衍，便客气地拒绝了。最后由英籍教授出面，勉强给这名学生讲了一学期。

除完成日常教学工作外，老舍还和其他教师合编中文教材，取名《言语声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汉语教材———灵格风东方语言丛书之一，全书以分课形式编写，总计30课，每课有单字、单词、句子、对话等几个部分，单字均配以读音和音调。该教材的所有中文文字都由老舍用毛笔书写，字迹工整、赏心悦目。生词和课文也由他朗读后灌制成唱片，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颇具韵味。此书既是教材，又有检索功能，可以当做一部工具书使用。据说，它一经问世，就受到英国大学生的欢迎，后来曾流传于西方许多国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此书也使老舍成为第一个在著名的灵格风出版公司出版书籍的中国人。上世纪80年代，日本关西大学教授日下恒夫到上海复旦大学做访问学者，逛旧书店时偶然发现一本《言语声片》原版书，立即将它买下，寄赠给老舍夫人胡絜青。日下恒夫教授慧眼识珠，这份研究老舍和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珍贵资料才得以保存下来。

1926年秋，应院方邀请，老舍以“唐代爱情小说”为题，用英文在东方学院内举办学术讲座，颇受师生欢迎。此前，他还应邀去英国广播电台（BBC）作汉语知识演讲，主要内容为书写、四声及孔子的警句等。据说，电台还向他支付了一笔不小的报酬。

老舍的勤奋和敬业精神得到校长罗斯博士和同事的认可，工作满两年后，校长同意给他增加薪水，由原来的250英镑提高到300英镑，职称也由“中文讲师”改为“标准中国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讲师”，这在当时华人地位很低的英国是很不容易的。

帮助埃杰顿翻译《金瓶梅》

1925年春，老舍结识了来东方学院学习中文的语言学家埃杰顿。两人志同道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埃杰顿爱读书，通晓拉丁文、希腊文、德文、法文，尤其是英文写得特别漂亮，出版过的教育方面的书，被公认为文字优美之作。他俩认识不久，埃杰顿便提议“彼此交换知识”，老舍教他中文，他教老舍英文。这让初到英国的老舍求之不得，因为自己一直想学会地道的英文。埃杰顿又提出为学习方便，两人最好住在一起。于是，他们在圣詹姆斯广场31号租下一套房子，租期3年。老舍出房租，住小间。埃杰顿夫妇供饭食，住大间。

埃杰顿夫人每天都要准备3个人的伙食，又要赶乘公共汽车去做工，非常辛苦。有时老舍看她太疲乏了，就会请埃杰顿夫妇吃顿中国饭。在这种时候，她总是高兴得像小孩子似的。埃杰顿偶尔卖掉一本旧书或一张画，也会手里摸着几张零钞，笑嘻嘻地回请老舍吃一顿。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他们乐在其中，相处得十分融洽。也正是在这套房子里，老舍刻苦自学英文，很快就能借助字典阅读莎士比亚的原版著作。

在此期间，埃杰顿计划翻译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在老舍的帮助下，花了5年时间，于1939年由英国乔治·鲁特利支父子公司出版，英文名为“TheGoldenLotus”。全书共分4卷，扉页上赫然印着“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而在“译者说明”的开篇写道：“在我开始翻译时，舒庆春先生是东方学院的华语讲师，没有他不懈而慷慨的帮助，我永远也不敢进行这项工作。我将永远感谢他。”

埃杰顿的英译本《金瓶梅》相当成功，曾一版再版，很受西方读者的欢迎。更为难得的是，该书仍是迄今为止唯一的英译本。

小说创作喜获丰收

东方学院图书馆藏书异常丰富，不仅有大量原版英文、德文、法文书籍，二楼还专门设有中文藏书部。那里整洁宁静、书香扑鼻，是老舍工作之余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和另外5位中国学生组织了读书会，名为“六君子读书会”。他们每周或隔周聚会一次，互相切磋，交流读书体会。读书会的活动，让这群年轻人找到了乐趣，增长了见识，获益匪浅。

老舍在国内就有良好的文学基础，到英国后又饱读西方典籍，受同在伦敦的好友许地山写小说的启发，也决定把自己熟悉的生活和感受写下来。于是，他买来3个便士一本的作文簿，着手撰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不到15万字的小说，他断断续续地写了一年，才告完成。他迫不及待地寄给好友罗常培和白涤洲，想听听他们的意见。罗常培又把书稿转呈鲁迅，并告诉老舍“鲁迅先生的批评是地方色彩颇浓厚，但技巧尚有可商量的地方”。

不久，许地山来访，老舍拿出刚写好的小说念起来。许地山只顾了笑，没有什么批评，但建议他寄给国内《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老舍没抱多少希望，马马虎虎地卷成一卷，用普通邮寄方式寄出。不料，两三个月后的1926年7月，《小说月报》居然刊登出来，并连载6期（首期署名舒庆春，自第8期起，第一次使用笔名“老舍”）。作者曾自称：“我的那一点点创作历史应由《老张的哲学》算起。”

老舍决定趁热打铁，又构思另一部长篇小说《赵子曰》。他戏称其是“老张”的尾巴，写好后照例给好友先读，看看有什么不足之处。朋友宁恩承一边读，一边吃早餐，看到好笑处，目不转睛，竟错把盐当做糖，放到茶里喝了下去。朋友们都认为，《赵子曰》延续了前一部幽默、诙谐的风格，但文字上更加“挺拔利落”，技巧也更趋纯熟。后来，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在推销广告中说：“这部书使我们始而发笑，继而感动，终于悲愤了。”

1929年春，老舍在作文簿上完成第三部长篇小说《二马》，仍旧投给《小说月报》。在这部小说里，他有意识地改变文白夹杂以求滑稽有趣的不足，力求写出白话语言的原味，又采用倒叙手法，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

不久，老舍与伦敦大学的合约期满，离开英国，绕道欧洲回国。

（作者系浙江省作协会员，单位系浙江省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