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黄某与副主任鲁某，借采购心脏支架收受贿赂近400万元。3月23日，常德市武陵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单位受贿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对鲁某免予刑事处罚。（4月23日《法制晚报》）

近年来，因为“滥支架、支架暴利”内幕被揭开，给患者们造成了不小的纠结：若医生建议心脏支架，到底“支”还是不“支”，是个问题。不支，担心影响治疗；支呢，又担心被“滥支”。2015年，北京大学心血管研究所专家胡大一针透露，12%的患者被过度治疗了，38%的支架属于可放可不放，背后是医生、医院、药企之间的黑色利益链。而发生在常德市第一医院这起“支架腐败案”，就是专家所称的“黑色利益链”的又一典型。

庭审中，常德第一医院许多医生在证言中均称，每使用一个心脏支架，都能拿到回扣。事实上，不管是“支架回扣”，还是其他的药品耗材回扣问题，早已公开的秘密。但像常德医院两个心内科主任因回扣被推上法庭的情况，现实中并不多见。

关于如何防止滥用心脏支架，我们少不了要说，医院、医生要自律。但这种防范“理论”未免苍白。自律，是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但从来不是防范腐败的有效办法，唯有设计出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有一种意见认为，应严格按照原卫生部制定的临床路径进行规范,严格根据指征选择手术方式,可以避免大部分的支架滥用。但问题在于，手术建议权掌握在医生那里，而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患者，没有能力了解手术的必要性。还有专家建议，医保方面建立合理的拒付和惩戒机制。我认为，这种机制即便能够操作起来，却不能避免对患者的伤害。而如果能够将心脏支架手术的评估关口前移至手术前，或能有效避免不合理支架的情况发生。但这需要一个权威的手术评估机制。在“支架泛滥”，患者和医保大量支出冤枉钱，且患者为手术所伤害的情况下，建立由专家组成的术前评估组织，对手术必要性进行专业评估，是有必要的。

而控制支架商业暴利，则会起到釜底抽薪之效。心脏支架从厂家到手术台，能溢价9倍。这种暴利完全可以通过行政监管以及改革医用品采购供应模式进行限制、控制。从经济学理论上说，这种9倍溢价属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暴利。那么，应对的办法应该是价格、采购供应流程信息公开透明，接受患者和社会监督。行政监管方面更应该对医用品进入医院的每个流程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进行严格监督，给患者和公众以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会溢价9倍？不合理在哪里、如何实现合理？如果没有了暴利，医院和医生“滥支架”的冲动自然会降低。

一个地级医院的心内科仅“支架回扣”就达400万元，而全国类似情况会是这个数字的多少倍，无法想象。被“滥支架”的患者和家属的痛苦就更无法想象。那么，现阶段来说，以手术前评估机制监督控制心脏支架以及其他争议性手术和医疗，是否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