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

当时的报刊美术作为最广泛的大众传播渠道，邀请到的都是名家大牌，这于而今的媒体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体育报》的这批作品，涵括丰子恺、黄胄、叶浅予、吴作人、陈半丁、费新我、许麟庐、刘勃舒、蒋兆和、张乐平、范曾、袁运甫等众多名家。这不是个例，当时作为儿童文学创作黄金时期的刊物《小朋友》，则约请齐白石、李可染、丰子恺、关良、程十发、黄胄、张乐平等画家创作封面、插图；而老漫画家华君武在五十年代初任《人民日报》社美术组领导，常邀请张光宇、叶浅予、丁聪、张仃等作画。

一些急稿，夜里甚至需要艺术家们到办公室现场作画，画家们从无二话。

《体育报》这家报纸的特色是一贯重视刊头、标题和版面装饰，同时，这又是一张专业报纸。《体育报》的创刊者针对体育媒体美术的“先天不足”做了大量工作，常常组织作者看体育比赛，现场速写，到运动队体验生活；对于一些来稿，还要“救死扶伤”进行修改，尽量做到完美无缺。

在漫画家毕克官的回忆里，可以想见当时工作的紧张。每到下午三、四点钟，他常常接到各大报社编辑的电话，一放下话筒，就立马查阅相关资料，开始构思酝酿。

报纸印刷不等人，骑车也想，吃饭也想，甚至上厕所也继续想，这点倒是和现在报纸的死线（Deadline）别无二致，电话里约好，夜里11点钟通讯员上门来取稿子，第二天报纸就印出来了。

“我住在大雅宝胡同东口，那几年，半夜一听摩托车声，我便出门交画，邻居就知道是报社来我家取稿了。”

1959年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某晚，所有人正屏息拭目以待名将穆祥雄是否可以打破世界纪录，《体育报》编辑部里的气氛同样紧张到了极点。老报人一早就把画家请到了报社，商量构思今夜的新闻配图。只等记录打破的那一刻，立刻动手画。当场组稿、就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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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对艺术，满腔热情与渴望，报人与艺术家，交往都凭借一颗真心，彼此平等，亦互相促进。

将这些《体育报》画稿留存至今的，是一位著名的老报人，也是一位美术工作者。

也是在上世纪50年代，老爷子从央美绘画系毕业后进入出版业，后成为《体育报》创业参与者之一。印象里，他总是戴着那顶标志性的小帽，称自己为“报纸的日常美术工作者”，他与画家们兴之所至，也常常一起挥毫泼墨。

在特殊年代，画家们境遇严峻，大家都敬而远之。报人与画家，经历了怎样一个时代？

荣宝斋门口被贴了“叶浅予翩翩起舞，臭黄胄骑驴来访”的对联，黄胄的上万件速写也统统烧掉了。

黄胄一度暗下决心，要远离给他和家人带来灾难的画画儿，有朝一日解放了，就去当木工或是绿化工人，去修剪树条。

可是，他见着烈日下被晒得耷拉的树叶、抢着来喝水的麻雀、互相追逐的马蜂，心里边画画的欲望又上来了，偷偷地都画了下来。

“只要稍微给他以画画的条件，他就把他以前暗下的决心，全都忘得精光。”

1962年，65岁的丰子恺，破例在“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以激愤的语调发言。

“种冬青作篱笆，本来是很好的。株株冬青，或高或低，原是它们的自然状态，很好看的。但有人用一把大剪刀，把冬青剪齐，仿佛砍头，弄得株株冬青一样高低，千篇一律，有什么好看呢？倘使这些花和冬青会说话，会畅所欲言，我想它们一定会提出抗议。”

一颗知识分子的赤子之心，使得他在之后遭到了严厉的指控和激烈的批判。1966年6月，上海中国画院出现第一张批判丰氏的大字报，他被迫到画院交待问题，时年六十九岁。

“深信不疑，至今不悔”，这句话属于艺术家，也属于报人。而已，他们都已故去，老报人并未留下只字片语，好在，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仍在。

上海老报人郑重先生或许是目前最贴近我们对一代“老报人”想象的人之一。文革时期，他与谢稚柳、唐云、刘旦宅等一帮老先生相识，日后三十年，以朋友与记者的身份，与他们交往，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资料。

“他们几乎没有停过，明里暗里都一直在坚持画画。画画不仅是他们的爱好，也像生命一样。”

回到眼前，郑重说，现在他跟书画家的接触少了。

“你现在到人家里去，他们都要警惕你，觉得你到他家里去有什么目的。我从来都不主动要画的，都是老先生给我的，画好一张画送给我，有的还装裱好，给我送来，这是老朋友，有着共同的语言。现在你去到画家家里，他提高警惕，眼睛瞪着你，好像你要去他家要东西一样，谈话也是，除了谈他的一张画卖了多少钱，很少探讨艺术了，不畅快，没有知音的感觉。时代真的不一样了。”

时代，真的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