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画派形成于晚明以降，直至近世，四百年来持续不衰，画山水的，初学也好，名家也好，张大千、黄宾虹、贺天健、钱瘦铁、陆俨少、谢稚柳、刘海粟、李可染、钱松喦、宋文治、应野平，几乎没有不画黄山的。而晚明之前的山水画史上，尤其是宋元的山水画史上，基本上没有画黄山的。郭熙《林泉高致》历数山水画家应该“饱游饫看”的名山，泰山、嵩山、华山、衡山、常山、天台、武夷、匡庐、雁荡、岷峨、巫峡、天坛、王屋、林虑、武当，却没有黄山！是不是因为晚明之前，黄山未曾被发现、被开发呢？所以画家们不知其名而不到其地，而晚明徐霞客发为“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之后，黄山的名声大振，所以引起画家们的关注而趋之若鹜？

并不是的。黄山的被发现、被开发，早在唐代便已引人注目，歌咏它的诗文不少，尤以李白的《送温处士归黄山白鹅峰旧居》最为著名，“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回溪十六度，碧嶂尽晴空”，此外还有《夜宿黄山》、《招隐黄山》等，皆为名篇。李白之外，贾岛、释岛云，宋则有焦炳炎、王十朋、范成大、张可久，元则有汪起莘、吴黯，名家名篇不可胜数，尽黄山奇谲诡丽之胜，被广为传唱。“诗画一律”，黄山既以奇谲的风采吸引了大批的诗人，按理也应该吸引大批的画家前往览胜，然而却没有。宋元的山水名家有没有到过黄山呢？不知道，但唐棣却长期在黄山地区任小官，他的山水画，竟也没有一幅是画黄山的！

这里的原因何在呢？用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的观点，诗的形象是非视觉的，所以可以写“丑”的形象，而画的形象是视觉的，如果画“丑”的形象会引起观者心理的不快。晚明以前的文化以儒学为主流，儒学的文艺观是“温柔敦厚”而不语“怪力乱神”，亦即执正驭奇。黄山的景观，以一字概之便是“奇”，而不是“平”和“正”。诗以其非视觉的形象，所以不妨描绘黄山的奇谲诡丽；而画以视觉的形象，必须排斥“奇峭”的形象而取平正的形象，在江南画派，便是“平淡天真”，在北方画派，便是堂堂端严。宋代的人物画中，贯休、石恪、法常等描绘奇怪粗野的形象，尚且遭到贬斥，被认为“粗恶”，只可挂在僧舍酒肆之中。则山水画家们不画黄山，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而从晚明以降，异端邪说颠覆了儒学的中庸思想，个性的解放尤指向“怪力乱神”的尚奇斥正，不仅文学的题材多“拍案惊奇”，绘画的形象也多取怪诞，陈洪绶的人物，八大山人的花鸟等等，无不如此，则山水画家对黄山的情有独钟并趋之若鹜，弘仁、石涛、梅清等等，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徐霞客的推广，徽商的助力，最根本的原因，正在“尚奇”。

在西方，古典艺术尚美而斥丑，以美为“造型艺术的最高法律”；到了现代艺术反转为尚丑而斥美。这一反转的文化思想互动于尼采、叔本华的“上帝死了”而放纵个人的意志。在中国，古典艺术主正而辅奇，以正为“天下为公”的“大道”；到了现代艺术反转为尚奇而斥正。这一反转的文化思想互动了李贽“不以圣人是非为是非”而解放了个人的欲望，极而为文人无行。而把丑改造为审丑而成为审美之外的另一种“美”，把奇改造为审奇而成为审正之外的另一种“正”，则是后人的事情了。如果说，毕加索等是以丑的形象完成了另一种“美”的形象创造，那么，石涛等正是以奇的形象完成了另一种“正”的形象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