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春,在北京医院一间僻静的病房里,重病中的任继愈艰难地书写下几个名字,交给了我。他写了梅贻琦、胡适、傅斯年,却没有写蒋梦麟。

“我佩服梅贻琦,我不佩服蒋梦麟。”这是任继愈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我说的。

任先生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一般他只用肯定语,言外之意让你自己领会。然而此时,他却用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对自己的校长提出了指责,语气刚毅。

西南联大学人普遍对梅贻琦校长怀有深刻感情,不分“三校”之界限。抗日战争是一场“国难”,我懂得,任先生这话直接针对两位校长在忧患中不同的担当态度。

从东三省沦陷,梅贻琦已知,中国“与日本一战”不可避免。他清醒而敏捷,提前转移清华设备与物资,将预备建校的工程款放到长沙去盖楼,为后来的师生提供了战时教学的可能性。梅贻琦也从此肩负起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的存亡之责。

梅贻琦有“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浩然大气,有八年“不弃不离”的职责坚守。蒋梦麟则初始反应迟钝,致使北大面对“七七事变”猝不及防。及到了长沙,面对简陋的校舍他颇无信心,将“长沙临大”称为“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很快,蒋梦麟离开了这条惊涛骇浪中的船。

任先生的话蕴含着对战时大学艰难玉成的体验,及他终其一生对志节的追求。

同年夏天,任先生辞世而去。仲秋时节,我登台湾,代他一一祭扫诸校长墓地。

忧 患

任先生代表着那一代“生于忧患”的学人。在西南联大,他前半段是学生,后半段是教员,与这所大学相始终、共命运八年。

“七七事变,正值暑假。那时我家在山东,回不来了,报纸上有个广告,说是北大、清华的学生到长沙去集合。”

任继愈去长沙报到。开学后,爆发了“是上前线还是继续读书”的激烈争论。一些学生上了前线。争论由钱穆作了归结:为国家保住“读书的种子”,用上前线的精神来读书。

住在岳麓山寺庙里,夜间,任先生听见虎啸,早上出门,看见寺院外树枝上的虎毛。在这半壁山河里,他兴致盎然地考察,看到儒道释同居一山的景观。当时,他离毕业还有一年,正在考虑自己在哲学中的研究方向。

任先生有一张刚到达昆明时的纪念照片:一个穿着灰白色棉军服的青年。那套服装是当年长沙临时大学的“步行团”离开长沙奔赴昆明的时候,张治中将军送给他们的,一人一套,还有雨伞水壶等行军装备。

日本飞机轰炸长沙校舍,对学校大有跟踪追迹歼灭之意,“长沙临大”大批师生家属从香港绕越南去昆明,同时组织了一批志愿者步行转移。

这是一个悲壮的支撑。学校当局认为,如果全体人员都从海外转移,那将是一种耻辱。必须有一支人马代表着这个学校,从还存在着的国土上走过去。

闻一多等选择了步行,任继愈选择了步行。在采访中,我发现很多有志向有刚性的学长都选择了步行,也许是步行练就了他们后来的刚性和志向,也许他们本来就有些与众不同。

任继愈说:“当年国弱,而‘民气’依然不可被征服,是当时鼓舞和支撑师生们的一个精神源泉。”步行团走过贵州,一路上见到人民背盐为生。“我看到中国的民气始终不衰,穷困是穷困,志不穷,人穷志不穷。所以骂人当汉奸是最重的一个词,比骂他祖宗什么的都还重。”

“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从上到下不愿当亡国奴。老乡们也是这样。小日本非把它打跑不可。当时的生活很困难,很痛苦,但是日本人来,他就不能忍受。打日本,他们是很积极的。有志气,民族志气。那时候,我就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渗透在穷乡僻壤里头,不光是在上层。所以我从那时起就专攻中国哲学史,过去我在大学学外国哲学多一点。”

正是通过步行,任先生对这个苦难中的民族产生了深刻的理解与信心,从而选择他一生的事业。这样志存高远的学人,在那个时代不罕见。他们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中坚。

西南联大文、理、法学院在云南蒙自栖身时,师生们常去一个小铺喝粥。吴宓教授为小铺主人写过一副对联:“无名安市隐,有业利群生。”任先生专门讲了这件事。他说,那位熬粥的雷氏非一般市井之辈,他常与联大的师生们交谈,从时事到历史。

那个时代的大学鸿儒,对于边地和民间具有深刻的理解与同情、欣赏。大学“南迁”之旅,使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精神走出了象牙塔,士大夫之气节与民间之民气相遇、相激励,这是一次民族精神的再造。

任先生坚持着这条“接地气”的道路。他曾对我说:“我很喜欢云南人这个民风,非常朴实,这个非常可贵。”令先生深深怀念的,是当年战时大学那股精神有追求的浓郁氛围。

在《〈西南联大启示录〉观后感》一文里,任先生写道——

“抗战胜利后,日本投降,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各回原址办学,生活条件、教学条件都有了显著改善。三校分开后,各立门户,日子过得还不错,总感到似乎还缺少点什么。西南联大的形象长期留在人们记忆里,历久弥新。”

淡 泊

看一个人对什么事情重视、投入,可以知道这个人的信念和价值观。

摄制电视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是一个艰辛浩繁的工程。我从1998年开始拍摄,到2003年春天在央视播出,其间三次率摄制组采访任先生。他从来没有说过:“为什么不准备周全了,一次问完?”其实,他是有理由这么说的。

任先生是以导师的睿智,海涵与宽容着我步步深入的认知过程的。我访问的内容,从他参加“步行团”的一段经历开始,到总结阶段讲释冯友兰碑文。而最后一次采访,是央视10频道《探索发现》栏目已决定播出,在改版时,需要添加“师生撤离”的细节,我又来央求先生“临阵填空”。

任先生从来没有以“大人物”自居,而是把自己当作是西南联大的一砖一瓦,随时可以添上。他还提供给我一个珍藏本,是日军进北京时拍摄的,那些图片从来不曾问世。

2002年秋,《西南联大启示录》在北大勺园会议厅开研讨会,名家云集,大家都等着任先生来发言。我电话催促,任先生说,因夫人冯先生有恙,故不出门了。

2003年初春,《西南联大启示录》由于一些史实上的异议播出突然遇阻。寒风凛冽中,任先生出现在北大图书馆的石阶前,他一手拄杖,点路前行。他只有一只眼的视力,却不要我上前搀扶,一蹬一蹬地以杖引路,走进会议厅,来参加这个应对“播出遇阻”的校友理事扩大会。

沈克琦先生告诉我,任先生一般都不参加校友会开会。

疾风知劲草。会议上,任先生第一个发言。凛然而来,开口却和顺。他说:“《启示录》是很有意义的好片子,应该大力宣扬。”

任先生让我明白,如何用不张扬的语言,讲出那种“有骨头”的话来。

回到昆明,我给任先生打电话。他问:“咱们的《启示录》怎么样了?”他把这部作品称作“咱们的”,给了我勇气和温暖。

在诸多老校友们的大力争取下,《西南联大启示录》最终重获生机,进而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任先生给我他写的评论文章《〈西南联大启示录〉观后感》,却又告诉我:“不发表,是给你看的。”在文章中,他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表扬这部纪录片,说它真实,不张扬,是“集腋成裘”“积沙成塔”之作。任先生还说,我是“用西南联大的精神制作这片子”的,对我勉励有加。文中没有直接批评“不足”,而是提供大量史实补充了西南联大的“文科成就”,这一方面至今为人们所忽视,也是片子的不足之处。

任先生注重内在传承和知音交流,类于古风。他貌和神谦,内藏铁骨铮铮,将信念贯穿于学术与人生。

“中华民族发展至今,有两个追求是独特的:一是重‘统一’,一是重‘气节’。凡时局动荡、朝代变迁,英雄和诸子百家,都是力图统一天下的。只有‘统一’,才能发展。对中华民族而言,统一是正常的,不统一则不正常。在这些动荡中,‘气节’,是中国人重视的精神情操。”

在文化与“气节”的关系中,始终存在一种精神价值的取向。王国维曾说过:屈、陶、杜、苏四人,即使没有文学天才,凭他们的人品也足以立世而惊天动地。

我将自己的书送任先生,他说:“你的笔很野。”我一愣,他却说:“这很好,别人想野还野不了呢!”

任先生曾对我说:“你到北京,就到家里来。”但有些人拟托我请先生“吃饭”。他却摇头拒绝。

任先生深谙进退之道。到晚年,他精简人生,采取了“无为而无不为”的智者抉择,以高龄之身主持编撰巨型经典,保持自己宁静的环境。

有一次,我从昆明打电话过去,小保姆说,爷爷散步回来,正躺在沙发上休息。

我说,等会儿再打吧。任先生却已经从沙发上起身,接过电话,和我谈起他新注的《道德经》。一周后,他亲手题写的新书就寄到我手上。

任先生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可是有人将所焚之书的内容背下来,口口相传。这就是“诗书丧,犹有舌”。《尚书》,就是这么来的。他以史为据,点明了知识分子对一个民族所负有的责任,那就是创造和传播文化。

在我与任先生的接触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袭用古人的名言来说自己的观点。他总是说“大白话”,就像《菜根谭》,用最浅显的话。这是他已经形成的文化格式。这使我想到老子的“大音希声”。体味先生的深意,我以为:

一、 是在学术上的身份清晰。他是现代人,是研究者,不是重复者。

二、 是自信。他认为,以自己的语言完全可以表述今天的观点。

三、 是区分。他认为,古今有别,古人的意思不可完全地套在现代的事物上。

四、 是重“现在”。他认为,活生生的现实正在发展之中,现代人应当使自己处于一种不断探索与发现的状况下,而不是抱着守旧的陈调。

任先生的“内养”达到了举重若轻的境界。他不用那些张扬的语言,也从不给别人以紧张感,总是淡淡的,轻言细语,时夹以“哎”,表达一种会意。

中国古人以“气”论“道”。任先生正是一个“打通了气脉”的知识分子。这股“气”贯穿他的学术生涯,支撑他的多舛人生。他正是那位可以使我沉静下来、完成一点事情、抓住岁月的道与德之师。

与任先生的情谊,令我想起那句古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