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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

2017年05月04日 16:08 | 作者:商金林 |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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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日本乘欧战方酣,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满蒙山东及其他权利。到了1919年,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日本又有强迫中国代表追认“二十一条”的行动,中国的外交形势十分严峻。

北京各校学生经过秘密筹划,于5月4日举行示威运动,用猛烈的方法惩警亲日派代表人物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今天,是“五四运动”98年纪念,本文讲述了当年对于“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两个概念的提出经过,以飨读者。

“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三份文献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几所高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汇集,宣读《北京学生界宣言》,并游行示威、散发传单、高呼口号。这次运动,有队伍、有指挥、有旗帜、有口号。在匆促的时间内居然有这样的组织,是群众运动行动上的进步。

一部分学生不满意于只有请政府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旗帜与口号,决议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前面示威。曹汝霖住宅前的警察和曹氏仆役见人数过多,立刻关闭大门,此举刺激了前来示威的学生,学生们于是破窗破门而入。

当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3人恰好在曹宅聚会,曹汝霖、陆宗舆二人从后门溜走,章宗祥遭到示威学生的殴打,示威学生在感情奋张之余还放火烧了赵家楼。大批军警闻讯随即赶来,逮捕学生32人,其中北大被捕学生为许德珩、潘菽、杨振声、易克嶷等20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天安门集会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壮举留下的文献资料中,最珍贵的要推顾兆熊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张东荪《“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

这三篇“短评”,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三份文献。

“五四运动”和

“五四精神”概念的提出

顾兆熊是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他在1919年5月4日天安门集会游行后的第五天,也就是5月9日《晨报》“评坛”栏发表的这篇名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评论,是目前见到的最早有关“五四”的文献资料。

顾兆熊称5月4日的行动为“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是铲除“旧秩序”与恶社会,建设新秩序、新社会的“示威运动”;是反对“旧道德”(“被动的道德”“旧时之伪道德”),提倡“新道德”(“主动的道德”)的“示威运动”;是“良善分子与恶劣分子”的“可贵”的“决斗”。他从这场运动展望国家的未来,对前途充满憧憬:“吾观此次学生之示威运动,似青年之精神的潮流,已有一种趋势。倘再输以详确之学说,教以真道德之实质与决斗之作用,则将来之社会,必可转病弱为强健也。”

顾兆熊把5月4日的集会游行界定为“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而所谓“运动”至少有以下二种涵义:一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二是为目标进行的努力和抗争。中国国民可算是由害怕帝国主义、怨恨帝国主义到反抗帝国主义了,这是我国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第一声。顾兆熊把集会示威游行上升到“运动”的层面,这个“定性”充分表现了一位北大教授的敏锐和卓识。

作为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对顾兆熊所说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作出了更准确、更鲜明的历史定位。他在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号上发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率先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词,比“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的提法更简洁、更清晰、更嘹亮。尤其是他提升出来的“精神”两字,其意义极其深远。

罗家伦郑重地告诉人们:“五四运动”不仅仅是“感情”的,也是“理知”的;不仅仅是“青年运动”“政治的运动”“国家的运动”“国民运动”“民族运动”“打破恶社会制度的运动”,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折射出来的最可宝贵的是一种“精神”!

罗家伦将“五四运动”的精神归为“三种”:第一“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是社会裁制的精神”;第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并三呼万岁:“学生牺牲的精神万岁!”“社会裁制的精神万岁!”“民族自决的精神万岁!”

张东荪是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上海《时事新报》的主编。5月27日,张东荪在上海《时事新报》“时评”栏发表《“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提出了“五四精神”这个词。虽说该文比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晚一天发表,但“五四精神”的这一提法,比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更鲜明、更凝练、更科学。

张东荪将“五四运动”精神概括为“雪耻除奸的精神”。所谓“雪耻”指的是“反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所谓“除奸”,指的是“改造腐败不中用的政府”。

神圣的运动和可贵的民族精神

顾兆熊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最可贵之处,是最早提出了“运动”这个词,给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定性为“运动”;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最可贵之处,是最早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词,给“五四运动”命名,并且将“运动”提升到“精神”的层面;张东荪的《“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可贵之处,是最早提出了“‘五四’精神”这个词,给“五四精神”命名。

这三篇文献,前后呼应、各有侧重,又层层深入、开掘提升,其用意显然是要人们感奋起来。顾兆熊和罗家伦侧重给“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做历史定位,张东荪侧重给“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的“精神”做历史定位。从此,“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这两个词镌入史册,“五四运动”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神圣的运动;“五四精神”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民族精神。

这之后,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进行界定和阐释的文章越来越多。

傅斯年把“五四精神”说成是“北大的精神”。他在1919年9月5日撰写的《〈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北大的精神大发作。社会上对于北大的空气大改换。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候,处在这个地方,自然造成一种新生命。”傅斯年在这里所说的“北大的精神”,并不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而是鲁迅所说的“求新”。

太空在1921年5月4日《晨报》“五四纪念”上发表的《“五四运动”之回顾》一文中,第一次把“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民主”精神,他

郑重指出:

“五四运动”的动机,就是山东问题,外交问题;但是说到“五四运动”的精神,决不如此单简,“五四运动”的精神到底什么?就是发挥“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精神,拿出最大的努力,斩断奴隶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