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理想信念资源

明代仇英、文征明绘制的《孝经图》

理想信念合起来可以理解为对理想及实现理想道路方式的坚信。习近平总书记讲,要“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实际上为文化自信确定了目标。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人的科学”基础上,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充实我们的理想信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修养人的身心方面有大量实证的理论和方法,如果结合现代科学文明,将能为实现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三教合一”的论证和物证远远大于它们冲突的方面。由一般的做人孝道、劝人为善,到治理家国、成物参赞,最后明心见性、悟道成圣,自内圣而外王,一切皆围绕“人”,成就大我,同化无际,将人提升到无限境界。将做人由低至高,诱导进入高级境界,擢拔人生,自然十分吸引人们超脱功利,不断修正自我,校准方向,以为信仰。今人往往浅视家宝,殊不知其中自有西方学术所不及者。不要说其中高深道理,玩味至深难以企及,就是一般做人之道理,若不宣说,仍不知者多。如《礼记》云,“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似乎与当今普遍重视职业知识教育的目的不同;又云“建国君民,教民为先”,显然是把对国民的善性教育放在首位。化异域良善之教义、主义,充实加强完善,扩大延伸,研深精义。一体博大,恢弘气度,洋洋万千,辅育后人。起点明德为善,方向仍以至善为目标,个人以至社会皆可臻于完美境地。礼教礼仪入手,规范人身,由己推人,造成人与人、人与众生、人与整个宇宙偕同共生共荣。中国传统文化以内圣修为做外王功业,以出世心做入世业,超脱功名利禄之藩篱,实现即内在而超越、即中庸而高明,不离伦常日用,净心又不染污,有一套系统的修身修心修行之细密理论———从先秦发展到明清之际,自学术思想层面完成了现实人生的转化和超拔,以人道实修实证的科学精神,探索了人生真理。这种信仰建立在关于人的身心实证前提上,为“人的科学”、“生命的科学”奠定了根基。近代学人称之为“以人文代宗教”,实值得后人景仰行至。

马克思主义十分强调个性的全面自由发展,并把这一点与理想社会的实现联系起来,但总体来说,主要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整体,涉及的是阶级、政党、国家等群体层面的自由、平等和谐发展。个体服从于团体的需要,个体的信仰服从于人类绝大多数成员解放的需要。这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精神信仰,从历史到现实,不断涌现的史诗般的英雄人物长留于人间正气、浩气之中。从坚持人与自然、社会高度统一的信念出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近代工业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强调“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性。自然科学“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其中包含着如此深刻的观点:人的科学,相比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处在更高的阶段;未来关于人的科学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自然科学往后将可能变得朝更加人性化、人文化的方向发展。“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各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显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社会形式,只有在这里,这种“完人”才会出现。“完人”的最高诣境是达到“自由”之境。“自由的首要条件是自我认识”。可见,只有通过“自我认识”,才能发掘出自己的内在“尺度”、“本质”、“本性”,从而真正在自然、社会、自身三大领域成为“主人”。但自由之境的实现是有条件的:除了要认识和利用“外部自然的规律”,实现物质经济条件的变革,还要认识“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实现在社会领域甚至生命领域的解放。在人的特殊性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坚持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的根本统一性。如此而言,与自然、社会和自我融合为一的“我”,必是一个“大我”,并浑化于天地万物之中。机械的、单面的人最终为整体的、全面的人所代替。由原初意义上的自然人,成长为异化状态的人,再演进到更高程度的“完人”,这一合理的人的发展过程和规律,正是马克思主义“人的科学”所要探究的对象。对理想信念的终极信仰,恰恰建立在“人的科学”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的社会进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科学”亦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内容。

在这一点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紧密关联起来。可以这样讲,我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目标,不只是一种社会状态的运动及其实现(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与此相关),还与我们每个人的身心修养程度和水平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产党人的心学”,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甚至提出要“勇于自我革命”——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进展中,已经包含了这种可贵的理论探索。如果以此作为探索契机,那么,我们讲的“共产主义”远大奋斗目标,将切实和每个人的生命活动关联起来,看起来是“外在的”社会目标,将真正能够内化于己,亦避免很多在宣讲上遭遇的理论困境。自然,与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和个人命运关联的远大社会理想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局限性便表现出来了:“内圣”修养方法与境界的模糊性、直觉性乃至神秘性仍很突出,不大合乎当今人类理性化的思维方式;而“外王”注重的是社会人伦关系,未能在自然、社会、人事广阔空间结构上建立起来。建立在古代农耕文明基础上、仅重个体自修自悟的方式,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化文明时代人们身心的需要。只有汲取现代科学、哲学的成果,使之高度理性化,并开辟“人道”社会化的实践与验证途径,或能真正为东方的这种心性文明开出一条通向未来的坦途,使之为人类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总之,认识并掌握了人的生命深层本性及实践的各层次规律,那么,一个“自由自觉”“自主自控”(认识、把握了做人的规律,并将之体现在自身上,可掌控自我命运的变化)的时代,真正的人的开端,其实现就有了潜在的特质基础。它所造就的可能是比现代物质科学文明更高的人的科学的文明。同样,这一理念也与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理想社会相一致。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将伴随中华文明的复兴,它不是简单的回归,毋宁说是螺旋式的上升。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