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是春天的一缕缕魂魄吗？／冬眠雪藏，春光略露些许／樱花则一瓣一瓣地应和开放／艳美而迷幻，音乐响起／万物在珞珈山上依次惊醒复活”

在武汉大学诗歌朗诵会上，李少君读了他的《珞珈山上的樱花》。30年前，他就曾这样在樱花树下朗诵他写的或别人写的诗，曾是第一个站在珞珈山讲台上开诗歌讲座的学生。

如今，樱花已谢，珞珈山上一片新绿，当初少年也年近五十，现已是位诗人、作家、主编。这几十年间，李少君经历过校园诗歌的盛况，也见过它的落魄，而今也迎来了“转折”——校园诗歌仿佛又热闹了起来，诗歌活动一茬接着一茬，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或围观。

在这热闹之处，校园诗歌兀自哼着高高低低的旋律，回响着时代的声音。

呼啸而过

校园诗歌并非在上世纪80年代产生，却在那时风头最盛。

在1983年的北京大学里，走在林荫道上，会时不时听到诗歌朗诵和吉他声。

臧棣那时刚入校不久，便赶上了由五四文学社举办的未名诗歌朗诵会，那是场名副其实的盛会，百年大讲堂2000多个座位以及走廊被挤得透不过气来，挤不进去的干脆站在窗台上，当然也还有扒都扒不进来的——诗歌，一场年轻人的狂欢。

几乎同时，上海、武汉等各地高校的诗社也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而跨校的诗歌交流成了连接彼此的精神纽带。“一说我找谁谁，我看过你的什么诗，就瞬间成了哥们儿，走，吃饭喝酒去！”说起这段往事，臧棣言语间别有一番江湖义气。

如今，53岁的他已在北京大学做了21年的教授，同时仍是多产的诗人。两次见他，他都穿着那件洗旧的牛仔裤，两手插着衣兜，走起路来轻快自在，谈笑间自然流露的真性情让人觉得诗人就该这般模样。

而30多年前北师大的校园诗人侯马，如今一身警察装扮，现为一位公安战线的领导干部兼诗人。可以说，他成为一名警察是机缘巧合，而成为一位诗人是因为天赋，也因为“不服”，“那时我极其自负，觉得读到的诗根本不好。虽然各个时期我都有很多喜欢的诗，但总体上我对他们那些诗非常不服气，我知道我要写就一定写得比他们好”。

1986年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过后，以曾经的和在校的校园诗人为主的“第三代诗人”已开始反叛朦胧诗的宏大叙事和过度隐喻，热切探寻诗歌的新出路。大二在读的侯马也开始寻找自己的“声带”，当时男生宿舍里也常为诗歌争论到深夜。后来，侯马曾在诗中写道：“今日想来，我们从铁狮子坟／暗暗领受的似乎正是文学的使命。重塑／一种古老的精神于当世。”

“‘文革’结束后，过去所扭曲的人性在逐渐恢复，近现代西方文化思潮开始在国内传播，使得20世纪80年代出现各种文化热，而诗歌由于形式的原因更易成为表达精神诉求的载体。”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荣光启认为，与其说当时的学生“崇拜诗歌”，不如说他们对国家、社会和人类充满关怀，诗歌是种便利的表达方式。

然而，这场诗歌狂欢在海子自杀那年结束了。

那年夏天，西渡毕业。一位女同学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了句简短有力的话——“绝不嫁给诗人！”一个时代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