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至15日，由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看得见的正义”涉农扶贫检察官在行动中央媒体集中采访活动在广西百色、南宁两地举行。

广西贫困人口基数大，2016年当地减贫111万人，排全国第一位，目前仍有贫困人口332万。记者走访发现，由于广西扶贫资金投入规模大，涉及领域及项目多，无形中提升了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风险，特别是涉及危房改造、特色产业脱贫等方面，出现职务犯罪现象的几率较高。

百色市靖西县民族事务局原局长谢某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据百色市检察院反渎局局长黄兆飞介绍，经检察机关审理查明，谢某任职期间，在少数民族资金发展特色优势项目购买苗木过程中，帮助苗木公司人为抬高苗木收购价格赚取巨额利润，并索取34万元的好处费。此外，谢某还以借款的名义，向承包该局项目工程的负责人索要30万元。

百色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何中望指出，上述案例犯罪嫌疑人，正是利用了政府对惠农扶贫领域的政策进行职务犯罪。

为打击此类犯罪，何中望介绍，当地检察机关突出查办重点，坚决查办了发生在生产和就业发展、移民搬迁安置、低保政策兜底、医疗救助扶持、灾后重建帮扶等重点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与此同时，把发生在扶贫资金分配、项目申报、评审审批、发放管理、招标投标、项目实施、检查验收、扶贫对象识别和扶持、扶贫规划编制和落实等环节的职务犯罪案件也作为重点，坚决查办。

事实上，在重点领域、重点环节打击职务犯罪不仅是百色市的做法，也是广西各级检察机关的重要工作方向。罗绍华介绍，广西根据自身扶贫特点，严肃查处了在特色产业脱贫、劳务输出脱贫、易地搬迁脱贫、生态保护脱贫、教育脱贫、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脱贫、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脱贫的职务犯罪，以及交通、水利、电力建设，农村危房改造和人居环境整治中的职务犯罪案件。2016年1月至2017年4月，已立案侦查扶贫领域职务犯罪672件904人。

制度缺失管理缺位 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扶贫资金明明是贫困户的救命钱，为何能成了少数扶贫领域公职人员的中饱私囊的金库？黄兆飞认为，制度缺失、管理缺位、监督乏力，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黄兆飞说，从谢某的案件中，侦办人员发现，基层县市一级扶贫办及相关部门对扶贫资金的使用权力较大。由于分工不明，部门内部的相互监督往往形同虚设，一些部门“一把手”存在一言堂的现象。“缺乏公开招投标和询价机制，就会大大提升扶贫资金应用不到位的风险，损害民众利益。在我们发出的检察建议中，也明确提出要从加强教育和管理入手，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以及资金的监督管理，确保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措施就延伸到哪里。”

被广西检察机关查办的李玉琴原是百色市德保县扶贫办的一名会计，如今已经年过五旬的她因犯贪污和挪用公款罪正在监狱服刑。面对记者采访她忏悔到：“正是利用了彼时单位财务制度的漏洞、管理的漏洞和自身法律意识淡薄，才造成了如今的后果。”

据李玉琴说，退休返聘期间，做生意的朋友曾央求其挪用公款进行资金周转。“当时朋友说款项只借一个月，并许愿给一定‘手续费’，我便利用单位项目合同不规范的漏洞，以预借款的名义套取了资金。”

李玉琴告诉记者，合同签署前，先通过预借款转账的做法在其单位曾普遍存在。她先后以此种方式套取、挪用公款共计128万多元。“后来随着财务制度的完善，项目资金统一由财政部门划拨相关企业，漏洞被堵住，我也就没办法再这样操作了。”如今深陷囹圄的她悔恨不已。

密织制度和监管的笼子 确保打赢扶贫攻坚战

“从这些扶贫领域案件不难看出，扶贫资金量大诱惑了部分公职人员滋生贪念，制度和监管缺失则给其犯罪打开了方便之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反渎局副局长黄建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黄建国介绍，为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当前，检察机关正坚持信息先行，开展线索大排查，建立了线索快速处理机制，结合本地扶贫领域的突出问题，保持高压态势，形成惩治震慑力。并且单独或联合各地惠农扶贫资金主管部门，开展53个精细化“小专题”，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

他同时指出，当前广西乃至全国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为更好地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大基层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监督同样重要。“我们检察机关对扶贫领域相关单位和部门已经发出检察建议，提出在开展扶贫项目过程中，加大村民代表对村级两委的监督，提升公示力度。农村贫困户方面，也要加大扶贫政策的宣传力度，让其清楚明白自身权益，从而可以合法维权，形成监督合力。”

2017年，广西计划完成70万人口、900个贫困村、6个贫困县的脱贫摘帽任务。罗绍华表示，下一步广西检察机关将通过依法查处和预防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推动进一步建立健全扶贫资金预防监督机制，确保脱贫攻坚期内职务犯罪不发生、少发生。做到预防到位、帮扶到位、惩治到位，促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真正惠及贫困地区、贫困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