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享要素

共享经济，作为互联网信息时代全新的经济形态，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自以物易物时代开始，共享观念就开始在中国古代先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中生根发芽。甚至有学者提出，从大禹治水开始，共享观念已经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与现代共享经济通过信息技术对闲置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享要素大多体现在朴素的平等、公平、均平观念和互利互惠的早期商业观念及其实践中，并且在中国古代人民的日常起居环境中形成了早期的公共空间形态。

先秦时代形成的共享观念

夏、商、周三代，中国基层社会实行村社共同土地所有制，与其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这种土地所有制蕴含着共享、互助的生产关系，而西周的井田制、分封制，也是古代政治统治者对共享的制度设计。春秋战国时期土地所有制由村社公有的井田制转向了土地私有制，税收单位也由村社转向了农民个人，赋税不断加重。

在此背景下，孔子提出统治者要“薄税敛”“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主张，以上古时代的互助共同体的标准，描绘“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孟子则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提出一种“出人为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亲睦”的村社组织，强调体恤别人的道德感在互助共同体中的纽带作用。然而，在西汉以后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著名的“义利之辩”往往强调重义而轻利。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今天，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更具借鉴意义。墨子在《兼爱》篇中主张“远施周遍”，不分亲疏厚薄。这体现出共享观念中必不可少的平等要素，只有在社会共同体成员具有平等地位的前提下，共享才可能在互通有无中实现。与此同时，作为“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墨子强调一种互爱互利的双向关系，建立一种符合小生产者、手工业者的经济新秩序，“利人者必先利之”的功利思想更能够为现代共享经济的发展提供思想准备。

乡村集市构成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重要平台

在“农本商末”的传统社会中，乡村集市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古代人们进行物资交换时，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也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往往造成市场交易双方不平等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汉代初年政府规定，各村镇每旬固定三天时间为集市物资交换时间，并设公证人叫价评议，由此形成了原始的贸易市场。据明代谢肇淛《五杂俎•地部一》描述，“岭南之市谓之虚，山东人谓之集。每集则百货俱陈，四远竞凑，大至骡、马、牛、羊、奴婢、妻子，小至斗粟、尺布，必于其日聚焉，谓之‘赶集’”。

早期的集镇上人们多采用以物易物的形式，在交换中实现产品的流通与共享。随着历朝历代的发展演变，极少数工商业较发达的地带，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集镇，中心城市和乡村之间，形成了大小各异，功能不同的集镇差等格局。集镇的经济活动从以物易物转向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在近代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江苏的某些被称作“乡脚”的集镇，已经成为联通城市和乡村的商品交换平台、商品流动中心和交通运输枢纽。从集市的功能特性来看，集镇的社会活动也是广大农村地区主要的娱乐活动场所，同时承担着庙会等宗教性聚会功能。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与近代，乡村集市与集镇承担着扮演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平台的重要角色，在集市上增进商业信息沟通，实现商品互通有无，则为共享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