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感情还是谈条件？

屋子里东西两面墙上，挂满了兰毓云和陈轶伦的合影。到今年五一，两人已经一起走了60年。

结婚照也挂在墙上，黑白的，拍摄于1957年5月1日。兰毓云穿着深色大花短袖，梳着麻花辫，倚在穿着条纹衬衣的陈轶伦身边，幸福从两人脸上蔓延开。

1950年代初，兰毓云作为部队文工团成员，曾去朝鲜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国后，在武汉一所中学当老师。同时期，陈轶伦浙大毕业后也被分配到武汉，在另一所中学当老师。两人经常要去参加团市委的会议，一来二往，便走到了一起。

结婚时，两人一穷二白。一间12平米的房子，两条板凳，一块木板一搭，两床被子一铺，一人一个包袱，这婚就算结了。亲戚到家里来，嗑嗑瓜子，吃点花生，就算摆了酒。

后来十来年，人们结婚就没这么简单了。“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缺一样都不行，这些还得凭票购买。要求再高点，还得有“64个脚”——桌子、柜子、凳子，各有4个脚，要结婚，先凑齐64个。

说是这么说，碰到合适的，条条框框也都没了。兰毓云记得，那会儿她在学校工会工作，关心老师个人问题本身就是她的工作内容，陈轶伦又是另一所学校的校长，她索性帮两所学校的老师们牵线，顺道也帮以前部队文工团的战友介绍。“只要对上眼，哪还要‘三转一响’，照样结婚！”

成功率高了，兰毓云的名声打了出去。有人跑来求介绍，跑错地，敲了邻居家的门，邻居不堪其扰，在门口贴上告示——这里不是兰老师家！

“武汉三镇谁都知道我可以解决他们的个人问题。”兰毓云觉得骄傲，“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她还获得了额外的尊重。一出门，没人喊她“兰婆婆”，都叫她“兰老师”，“听起来都年轻”。

从1954年促成哥哥嫂子的婚事，到现在63年，她和老伴基本没停。退休后，三个儿女出国的出国、做事业的做事业，老两口也没什么事情做，除了吃饭、睡觉、看报，帮人介绍对象反而成了退休后的主要事业。

兰毓云发现，80年代以后，结婚这事好像越来越难了。来相亲的人，一上来就要求房子车子票子，存款要多，工资要高。好不容易撮合成了，摆酒也讲究阔气，四五十辆婚车排成队，队伍越长越有面子。

几年前，在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调侃，“爷爷娶奶奶，用了半斗米；爸爸娶妈妈，用了半头猪；我娶我媳妇，用了爸妈半条命。”

兰毓云一想，可不吗。这几年，挺多来相亲的姑娘，都要找工资比自己高一倍的对象，还要求房子至少有四室一厅。也有男孩提出，女方要漂亮，不漂亮的话，那得有钱。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想一嫁脱贫？”兰毓云问。答案现实，又无可辩驳——既然都来相亲了，没有感情，不就只能看条件了？！

这几年，人们又挑上了年龄和职业。兰毓云手头上的表格，“销路最好”的职业是工科毕业搞技术的，电力设计、船舶设计工程师最紧俏。医生、公务员次之，再次是大学老师。

“记者和警察，哪里有情况就得去哪里，最不好介绍。”兰毓云接着说，“抛开职业，男女还有个剪刀差。以27岁为界，27岁以上的男孩事业有成，走的是上坡路，27岁以后，女孩逐渐衰老，只能走下坡路了。”

最后，她得出结论，27岁以上的大男和27岁以下的小女最容易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