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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和绘画:“左图右史”携手并行

2017年05月31日 11:20 | 作者:徐建融 |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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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用文字来塑造形象,能传其意而不能见其形;绘画用造型来塑造形象,能见其形而不能述其意,所以,在人类文明史上,“左图右史”,文学与绘画始终携手并行,互为补充。一部中国文学史,与一部中国绘画史,文学的变迁和绘画的变迁,始终如影随形。

迄止唐代之前,文学史的主流是经史,四书五经、史记、佛经、道德经、女史箴、洛神赋等等,意在教化。而绘画史的主流,也在为经史作图解,忠臣、孝子、列女、高士、帝王,以及本生故事、经变故事、朝元仙仗等等,一直延续到唐宋的人物画坛。凡经史用文字所褒贬的人物,被一一图画为可视的形象,庶使“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因为经史是严肃的,所以,经史画多取正面亮相的形象,传世《历代帝王图》、《高逸图》、《孝经图》、《中兴四将图》等等,无不严重以肃,秩序森严。观画者如在官府的学堂中恭恭敬敬地聆听老师的说教,不敢大声喧哗,交头接耳地开小差。是谓绘画“与六籍同工”。

唐代以后,经史淡出了文学史的范畴,唐、宋、元代的经史文字,不再被作为文学,《资治通鉴》也不会被写进宋代文学史,而代之以散文、诗词。诗成为文学史的主流,导致绘画史的发展,也由“六籍同工”转向“诗画一律”,不仅山水、花鸟侧重于诗意的描绘,《文苑图》、《重屏会棋图》、《西园雅集图》等人物画也倾向于诗意的描绘。经史文学是一本正经的高高在上,诗词文学则是天工清新的生动活泼。所以,宋元的山水、花鸟画,高远、深远、平远、幽远、迷远、阔远,使人看此画而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看此画而生此心,如将真即其处。鸟飞鱼弋,花艳叶翠,“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这种诗意的描绘,一直延续到明清,以山水、花鸟为主要的画科,郁郁乎盛。只是宋人的山水、花鸟,尽管洋溢着诗意,但画家不一定工诗,画上也多不题诗。而明清的山水、花鸟,其诗意的传达,必须依赖于画家工诗、画上题诗。因为明清文学史的主流,虽然不是散文诗词,却以散文诗歌为正统。所以居于画史主流的山水、花鸟画,与同样居于画史主流的宋元山水、花鸟画,在诗意的表达上,发生了质的变易。当然,这种变易,不仅因为主流文学的变易,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原因,这里不作展开。

明清文学史的主流是什么呢?就是传奇,包括戏曲、小说等等。《牡丹亭》、《三国演义》、《水浒传》,是明清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缺少了它们,而只有明清的诗文,明清文学史便会大减光彩。什么是传奇呢?就是经史面向社会下层大众的通俗化,历代的经史,作为文学也好,不作为文学也好,都好比“正史”,而明清的传奇,便好比“野史”。传奇中的人物,大都多是经史中的人物,如庞涓、孙膑、关羽、诸葛亮等等,即使不是经史中的虚拟人物,如关胜等等,也是模拟经史人物而来。目的是因为失去了作为文学的传播力量,经史的教化便淡化了,“礼失而求诸野”,于是便把经史变而为传奇,使它的教化能借助于通俗文学的传播力量而传播开去。所以小说传奇,“虽圣人复起,不能舍此为治”。但传奇虽然成了明清文学的主流,却并没有改变主流绘画的方向。主流的绘画仍为“诗画一律”的山水、花鸟。尽管如此,支流的绘画,传奇的插图也好,民间的年画也好,一时大盛。单论作品的数量,通过木刻印刷,肯定远远大于主流的卷轴画。进入民国之后,更有大量的连环画;新中国时期,《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小说出版了,必有相应的连环画诞生。传奇画和经史画,教化的目的虽同,但具体的处理却相异。在前代的经史画,造型构图取庙堂供奉的造像,端庄凝重,显示出教义的严肃性。而传奇画则取舞台演出的场面,生动活泼地表现故事的情节,“画中有戏”,使观者如对舞台的演出,不时喝彩叫好。

直到20世纪80年代,绘画和文学才真正分道扬镳。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被创作出来出版发行并热销,没有一个画家,包括在朝的主流画家和在野的支流画家再去关注它,把它作为自己绘画创作的题材。这对于文化的发展,究竟是好现象呢?还是不好的现象呢?值得我们深思。


编辑:杨岚

关键词:文学 绘画 经史 文学和绘画 “左图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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