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才妻子的临时居住证

一

28年的岁月似乎只停留在陈德才日渐衰老的身体里，他再也扛不起七八十斤的水泥了，干农活间隙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可一说起最初奔赴深圳的经历，这个满脸皱纹的老人会一下子露出懊恼的神情，感叹自己“浪费了十几年”。

他在深圳停留了短短几年，每日埋头在蔬菜基地，一心一意想挣钱。那时，深圳常有人因“三证”不全被送进收容所，甚至被遣送回家，他听说后就不怎么爱出厂了。害怕再生小孩拖累家庭，他让待在老家的妻子做了绝育手术。

这个男人不想出现一点点闪失。

在陈德才的回忆里，那段日子“太好挣钱了”。那是1990年前后，家乡村子约400个青壮劳力一个接一个地来到深圳，遍地的工厂像是会结出钞票的树。数据显示，1989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由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0万人骤增到3000万人。

当年顶着36岁“高龄”外出的他，工资8块钱一天，“一个月就能挣一头大肥猪”——在当时的塘山村，一头大肥猪的价格不过200来块钱。

“好日子”没过多久，变故就毫无征兆地来了。一封电报催促他即刻回家，信里说，他的妻子“疯了”，大冬天的往外乱跑，在别人家的田地撒泼打滚。

陈德才火急火燎地回到村子，等待他的，是妻子罹患间歇性精神分裂的诊断书。

他被这场疾病整整困住15年。每天照顾儿子、妻子，负责所有农活。挥舞锄头犁地时，他总会想，如果自己还在深圳该多好，那样，小儿子就能吃上几顿猪肉了。

落日后，他习惯坐在破旧老屋的门口，望望远处的田地和歪歪扭扭的土路。那条通向村外的路上，拖着蛇皮口袋回乡的人影逐渐多了起来。19岁的丁成松出现在了土路上，他匆匆结束了自己一年的深圳之行。

一年前，18岁的他跟着同乡跳上火车，奔向收音机里那个“遍地高楼大厦”的深圳。老板看中了这个年轻健壮的小伙子，派他爬电线塔做线路维修的工作。丁成松兴奋极了，从几十米高的电线塔看过去，是一栋栋“特别大的工厂”和“满街的卡车”，他从没见过那么多房子和车，更重要的是，这份工作一个月的收入，足足有500元。

可没多久，爬上高空时，他的心脏会一抽一抽地疼，头晕目眩，身体不停“打转转”。

丁成松在宿舍躺了整整两个月。他没钱也不敢去看病，胡乱吃了一堆药，可第二天醒过来，心脏还是疼。

回到塘山村时，这个近170公分的少年两手空空，除了一个装着破烂衣服的蛇皮袋。 原本，这个少年数着自己爬过的电线塔，一个个记录下位置，“还有点自豪”，回乡时，这些纸张不知道被他扔哪里去了，口袋里从此塞进了一沓厚厚的病历。

在通向梦想的路口，他生生地转了个弯。

15年的时间里，这样的故事陈德才听了太多，生活的变故似乎很轻易就能击中他们的人生。

同村的李伟一度在浙江的炊具厂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机遇。主管推荐他去上海的总厂学习，学成归来就是班长，还能得到他盼了三四年的加薪机会。可临行前，老家打来电话，父亲病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家里没钱没人，等着他回去。李伟错过了这次机会。

还有老乡在家具厂工作，送料时拿木条的手指不小心被卷进了机器，小拇指的一半被瞬间打飞。医生看到他血糊糊的手，使劲摇头，“小拇指另一半断得齐刷刷，找不到了，也没机会再接上了”。那几个月，工厂断指的员工有好几个。

休养几个月后，这个老乡回到了原来的工厂，重复着此前的工作。

“你疯了！那种地方还待？你就不怕吗？”有村民问。

“换个地方，工资给不了那么多啊。”他自嘲地笑了笑，“等不起啊，供完一个娃娃又是下一个。”早些时候，他在电路板厂工作，污染严重，每天工作口袋里必定揣着乌黑色的解毒丸。因为实在不愿忍受才换了家具厂这份工作，好不容易工作几年加了薪，“没有成本再让你换了”。

折返的老乡带回来一个又一个悲伤的故事，陈德才听得心惶惶。小儿子一天天大了，眼看要上学花钱了，陈德才咬着牙又一次出发了，只是深圳已不是他的目的地。他觉察出深圳的工厂开始外迁，工人要求学历。“那里不是过去的深圳了，去浙江吧。”有人劝他。

在浙江，大大小小的家庭工厂给了他栖息之地。他还挂心着老家的妻子和孩子，没事就找老板问，“能给我老婆一个工作吗？扫地、保洁都可以的。”

有老板真的同意接收这对夫妻。他锁上大门，下狠心把地一口气租了出去，出来了。

大儿子大女儿都在深圳打工，当年自己被迫回村，他给两个大点的孩子都下了命令，“都去深圳，那里机会多！”活泼懂事的大女儿很受老板和老乡喜欢，快提拔当秘书了。小儿子则留在老家念书，陈德才痛快地作出了安排，“周末不回家，放寒暑假直接来浙江”。

一家人从此四散远离，可兴奋的他觉得，“不会有更好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