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打工的塘山村老乡一起聚会

二

在浙江东阳的工具厂，陈德才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工厂提供一个大蒸柜，一到饭点，各家各户把米淘好再放进去，米熟了，宿舍楼香气四溢。

他和妻子住7平方米的宿舍，就着玉米吃饭。一个月能挣3000多块，“再撑几年，等到小儿子读完大学，日子就好过了。”他总这样想。

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碎了他的设想。电话那头是女婿颤抖的声音，陈德才在注塑机嗞啦嗞啦的轰鸣声里听到了噩耗，38岁的女儿没了。

他和老伴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赶到贵阳，一路坐肿了腿、哭肿了眼睛。老两口说不清女儿是怎么死的，只知道是意外中毒。到了停尸房，陈德才才想起来，自己有好多年没见过这个懂事的大女儿了，她的脸还是胖胖的，皮肤黄了，身体有些部位腐烂了，眼睛闭着，永远也睁不开了。

因为结婚，女儿前些年放弃了深圳的工作，去了丈夫的老家。可生下孩子后，迫于生计，夫妻俩又齐刷刷跑到贵阳，女儿在一家酒店洗床单被套，女婿在几十公里外的工地上班，几个孙子留在女婿老家。

想到这些，陈德才突然很心疼女儿，他说，他分明在女儿身上看到了昔日的自己，看到了曾经那个为了生计四散分离的家。

他想恨女婿，为什么要把女儿带到贵阳，留在深圳也许女儿早就当上白领了。可他恨不起来，女儿女婿的每一步都迫于无奈。身为父亲，他不能劝女儿不要回老家结婚，他更不能劝女儿不去贵阳打工，从始至终，他“帮不上一点忙”。

失魂落魄的夫妻俩回到浙江。他的假期有限，再不回去工作也要丢了。只是妻子的状态实在糟糕，自从看到女儿火化前的样子，就一直神神叨叨，陈德才没办法，只能盼着医生开的“那种最便宜的药”，药效能好一点。

他的愿望落空了。一个午后，宿舍的工友找到他，说妻子发疯了。他顺着指引，跑到后山去找，发现披头散发的妻子在树林里乱窜，毛毛虫、飞虫还有叫不出来名的虫爬满手臂，妻子龇牙咧嘴地对他笑着。

陈德才哭了。打工这么多年，这个老人第一次哭得那么伤心。

那一年，伦敦奥运会成功举办，神舟九号一飞冲天。可这些热闹都与他无关，也与丁成松无关。从深圳回来后，丁成松生活的半径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村里的房子和三亩多的土地。

心脏的疾病有所好转后，他迫不及待地跑到县城，重操旧业。可才登了几次电线塔，他的腰部就开始绞痛，尿出血，还时不时发烧。去医院一检查，他两眼一抹黑——肾结石。

妻子前些年患上了严重的乳腺增生，干活成了难题。有时候早上，躺在床上的两个人身子都痛，你看我，我看你，再看看破洞的天花板，沉默良久，丁成松起身，慢慢走出去干活。

拿到诊断书的那天，他忘了参加孩子的家长会，老师打电话问，他一股脑儿说了。结果第二天，本该在学校待着的老大跑回家了，对躺在床上的丁成松说，“爸爸你没事吧。”说完，拿出80多块钱，说是找全班同学借的，死死塞给丁成松，要他拿去看病。

对着天花板，丁成松无声地哭了。

他开始彻底地害怕变故。一场持续的咳嗽、一次钻心的胃绞痛都让他担心得整宿睡不着觉，他不敢出去打工，可守着这块土地也挣不到钱，摆在他面前的，是无解的命题。

越来越多的人从各地返回。丁成松才意识到，原来老乡和自己一样脆弱，“一个变故也承受不起。”

有个老乡被骗去了新疆打黑工，每天天不亮打着手电就去种棉花。当初，来招工的老板在塘山村信誓旦旦，“一个月3500元”。可真到了那里，一分钱不给，十几个老乡被分到了好几个组，周围都是说方言的外地人，互不认识，“谨防造反”。

他不服气跑去理论，“为啥不发工资啊！”

“你要钱还是要命？”对方直接掏出了刀子。

一年后，他坐上了返乡的火车，手里被塞了几个硬如砖头的馍。他吃不下，饿着肚子到了家，把馍扔给狗，发现连狗也不吃。

这个老乡后来几乎再没出过远门了。他说，“我只相信我自己。”

他的弟弟随产业转移到了浙江。有一年，突遭母亲去世，弟弟去找老板商量，想结清这几个月工资，回家奔丧。但老板拒绝了他，“要么干满一年，现在走一分钱没有。”

他快给老板跪下了，假期还是没有请下来。车间里的工友默默地聚在一起，你给一点，我凑一点，这个中年汉子的路费和丧葬费就这么凑了出来。回去的路上，他发誓，“一定要离家近一点，最好早上知道事，下午就能回来的那种”。

可奔完丧，他还是回了浙江，离家近又合适的工作他没有找到。

陈德才觉得，自己的性子在外面的几十年被一点点改变了。他看到了太多无奈、太多心酸，看到了太多农民工的默默隐忍和麻木悲伤。

最早在深圳时，曾有一个同乡得了重病，几乎所有贵州籍的工友都发动了捐款，最后，他们凑了8000多块钱医药费。可人终究没留住。

塘山村村民杨锦云在各个工地干了好几年，他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每次出了事故，附近的民工总会很快聚起来。关系好点的，商量着买点水果去医院看看，不熟的，就抓紧时间问问出事是咋搞的，哪个步骤弄错了。

交流结束，总有人补上一句，“要小心”。

第二天，这些民工都不会出现在工地了。大家已经养成习惯，出了事，一定会有调查取证商量赔付一堆事儿，工地的活儿一停就是好几天。

没有人等得起，过了一夜，还要重新去寻找新的工地，直到出事的工地再次召唤。

那时手机还没有流行起来，很多老乡遭遇了变故或者产业转移，前后脚离开了所在的城市和成群的老乡，却没留下联系方式。人一走，线也就断了，400人四散在全国各地，好多人几十年间再也没见过了。

他记得，电视里有人说过，“农民工在大城市里打工，干的是工人的工作，过的却是流浪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