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史记·资政>迎接新世纪迎接新世纪

两次不同高考 两种不同命运

2017年06月08日 14:55 | 作者:杨冬权 | 来源:人民政协网
分享到: 

两次不同高考 两种不同命运

——我的两次高考故事

高考改变命运。这是发生在无数人身上的悲喜剧现象,是无数人亲身经历的转折性事件。

我参加过两次不同的高考,它们给我带来两种不同的命运,也让我对两种高考有着不同的体会和认识。

在改变我命运的那次高考中,还发生了一系列具有强烈巧合性、偶然性、戏剧性的事件,这些事件比小说、戏剧虚构的还要不可思议、难以置信,同时也比其他说教和“心灵鸡汤”都更具有人生启示意义。

值此中国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我愿讲出我的高考故事,让更多人分享我的高考奇闻,并从中体味一些人生的道理。

遭遇“文革”“大学梦”破碎

我出生在江苏淮安毕圩村,祖辈世代务农,读书识字的很少。我父亲读过几年书,算是村里较有文化的人了,他知道我们家的命运只有靠读书才能改变,所以尽管穷,还是尽力供我们读书。

我1955年出生后,5岁在村上读初小,9岁又到公社中心小学读高小。记得由于年龄小,又从未留过级,所以有的大人就表扬我说:像这样级级升,你17岁就能上大学了。这样,我从小就被村里人寄托过“大学梦”。

1966年夏,我小学毕业,正好,文化大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本来要进行的初中升学考试停止了。11岁的我,只能辍学回家去劳动。我的“大学梦”第一次破碎了。

1968年,我原先读过的学校改为七年制,我又得以去上学。在学习了两年的初中课程后,又进入公社中学去读高中。

在上中学的四年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懂了点事,成绩逐渐好起来。尤其是我的作文常被初中老师用红笔批上“传阅”二字,并画上波浪线和双圈,以表示这些句子写得好。高中时,有一篇作文,老师让我刻印100多份,发给全校所有高中生作为范文讲解。中学四年中,我曾有过不少类似的“小骄傲”。

这四年,我要努力挣工分养家,所以经常因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而缺课、早退或迟到。由于文化自信不足,1972年底高中毕业前,我曾怯怯地问语文老师:像我这样的语文水平,与“文革”前的高中生有多大差距?老师说不相上下。这又一次勾起了自己的“大学梦”。但是,那时的大学还没有全面招生,高中毕业后,我只能又一次回家劳动,成了一名“回乡知青”。

1975年仲夏的一天,一名大队干部突然拿来一张大学招生推荐登记表让我填。这时的大学,由各地推荐学生去上学。后来我知道,我们大队推荐我,是因为在大队蹲点的公社党委宣传部长欣赏我的文化水平。在此之前,全国学习小靳庄,搞赛诗会之类的活动。我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台文艺节目,演出后,全大队的人都对我大加赞扬,这位公社干部也对我欣赏有加。凡有外地领导来公社参观或开会,都把我们这台节目调去演出。所以,这位公社干部坚持把公社给大队的一个推荐名额给了我。由于我家有“海外关系”(一位叔祖父当时在台湾),我一直没能加入共青团。这位公社干部知道后,又让大队团支书拿来一张入团申请书,当场让我填,我便因高考而被“突击”入团了。

这次招生,县里派来招生组,在公社对各大队推荐上来的人统一进行了考试。考试用了两个半天。上午考的是写一篇作文,记得题目叫《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一篇论说文,对我来说是强项。从小学起,我就一直不擅长写记叙文,而较擅长写论说文。我从什么是法权、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为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怎样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这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考试完毕后,招生组召集全体考生对作文进行考评。共选出三篇作文,分别是好的、比较好的和比较差的。我的作文被作为好的而进行讲评。当时我心里乐滋滋的,以为“大学梦”离我可能不远了。

下午的考试比较简单。考生们到考场后边的稻田里,老师问了考生一些农业方面的知识。这对已有了9年农业生产经验的我来说,当然更不在话下了。

考试回去后,我一直未等到大学录取通知。后来知道全公社那年共有八九个人被各类学校录取走。其中有些是我的高中同学,有的是初中生,有一个还是小学生。我明白,人家被录取,不是因为文化水平比我高,而是因为后台比我硬、关系比我多。我没有任何背景和关系,即使考试考得好,也是没用的。因为这时的大学招生,是推荐与考试相结合,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而推荐的决定权在公社,公社的决定权又主要是在党委书记。谁的关系同书记铁,谁就能被推荐上。至于谁读过几年书、谁的文化水平高和低,那都不是决定性的。后来我们知道,这一年录取的考生,几乎都是书记一个人的关系,有的人通过关系找到了副书记,都没被录取。我的那位“伯乐”,权力不够大,他也无能为力,只能暗中为我“可惜”而已。

我的“大学梦”破碎了,最伤心的还不是我,因为我对形势认识得很清楚,知道自己没关系、没后台,上大学的可能性不大,连被大队推荐到公社都属偶然,所以没当回事。但我的爷爷却受不了,整天想不通,白天黑夜不睡觉,像祥林嫂一样,逢人就问:我们家冬权为什么上不了大学?然后讲这样不合理。我们知道,爷爷是为我上不了大学而气疯了。于是我们兄弟姐妹都时时跟着他、劝解他,同时也向其他人解释他的病因。乡亲们听说后,只能同情地说:哎呀,可怜。经我们劝说了好几天,爷爷精神才又逐渐恢复了正常。因此,这次我大学梦碎,最伤心的是我爷爷。他老人家没文化,认死理,觉得上学就应该凭水平、凭本事,而不能凭关系、凭人情、凭后台。他的想法很朴素,也很正常。

我的第一次高考,不但没有改变我的命运,反而把我爷爷气疯了。这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恢复高考后的初试意外过关

“大学梦”破碎后,我没有灰心,而是仍然积极地带领全队社员“战天斗地”(我从1975年起,担任生产队会计,实际上也干着一些生产队长的活,成为生产队的“管家”兼“家长”)。特别是业余时间仍然很勤奋地看一些能够借到的图书和报刊,有时还自己在房间里关上门,用“央广”播音员的声调,大声地朗读报刊文章。

1977年9月间,我大队的赤脚医生、南京插队知青归怡告诉我:听说今年要恢复高考,你水平不错,应该复习应试。这时她刚从南京探亲回来,消息比较灵通。但我没把这话当回事,依然带领大家干着我们的农活。

大约在10月20日,广播中广播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的高中同学们听后都非常激动,跃跃欲试,复习备考。而我却心如止水,毫无动作。有个同学用激励的方法催促我:你这么好的水平若不报考,那我们这些人就更不用报考了。我只好把自己的中学课本找出来,抽空重点看一些。

这时,正值秋收秋种收尾阶段,必须尽快收好尾,防止秋雨来袭造成“烂秋”。同时这又是一年一度的秋季分配开始之时。如果这时候我脱产在家复习而不算账,那么,不但我队几十名劳动力的劳动成果兑现要推迟,而且全大队的秋收分配也会被“拖后腿”。所以,尽管当时的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和好多社员们都劝我“脱产”复习一段时间,但我一直没有答应,只在劳动空闲时才看一看数学书。

考试前没几天,我到相邻大队去开会,碰到这个大队的一名教师。他是南京来的插队知青,知道高考消息后早已开始复习了。他知道我也打算高考,问我现已复习到哪里了,我说,初三的数学还没看完。他惊讶地说:没几天就考试了,你连高中数学还没开始复习,那你还去考什么呢!我顺口答道:陪考呗。

这时,我的母校朱桥中学的老师们利用晚上,义务在学校为考生们进行了几次辅导。我也都去参加了。期间想向其他同学借点过去的中学历史课本,好知道点“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类的知识,但居然没有借到。是的,这时候社会上最紧俏的,莫过于这些“文革”前的中学课本了。

这次高考,是“文革”后第一次恢复高考,考生包括1966年至1977年这十几年的中学生。江苏又是一个教育发达的省份,报考人数据说有200万。如果全部一次集中考,组织起来有难处。所以,江苏就决定考两次:初考和复考。初考由各个专区自己组织,淘汰掉一批考生后,符合条件的再进入全省统考。

初考我记得大约在11月下旬。我报的是文科,文科只考语文和数学两门。我和哥哥一起去考试,都报考文科。一大早,母亲为我们做了米饭,还炒了一两个菜。吃饱饭,我们很高兴地奔赴考场。

考场就在我的母校,场地很熟悉,加之完全抱着“陪考”的心态,所以没有任何紧张。进了考场后,发现在我身后的哥哥没进考场。还没纳闷完(后来知道,他对自己没信心,临场脱逃,未进考场),我就开始考试了。上午考语文。语文的最后一道题是写一篇作文,题目我忘了,但我记得写得不错,充满激情,文笔很顺畅,最后还引用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古诗。尽管中午回家母亲给做的“高考午餐”只是稀饭,但心情仍然很好。下午考数学,几道高分题都不会做,只把比较容易的几道题做了出来。一出考场,心想,一共考两门,一门考砸了,肯定不可能进入复考了。“大学梦”又被冰冷的现实击碎了。所以回到家,我就拿了一把粪叉,默默地到地里挖胡萝卜去了。而人家考得较好的考生,回家后都马不停蹄又进行复习,准备下一场复考了。

有天晚上,睡梦中听到院子里妹妹在叫唤:二哥人呢?二哥的复考通知下来了。原来,妹妹晚上去公社看戏,从在公社教书的哥哥那里知道了复考名单中有我。我听到这一喜讯后,仍然半信半疑。第二天,正式拿到了复考通知时才相信,才又开始复习。这时离参加复考已经没几天了。

后来才知道我数学没考好但仍能参加复考的原因,招生部门根据考试情况确定:文科生凡语文单科成绩在80分以上的,两门总分只要115分即可参加复考。显然我的语文单科成绩又帮了我的忙,把我这个本来复考无望的人送进了复考。我前已破灭的“大学梦”至此又浮现了出来。

复考中遇到的幸运

复考是在县里进行的,记不清是12月或1月的哪一天。考场设在县师范学校(中专),我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级的学校和这么漂亮的校园,算是开了眼;住在县招待所,全公社32个考生在一个大屋子里“同居”,全部是打的地铺。

开考前一天,吃完晚饭后,没有人出去逛街,全部坐在地铺上“临阵磨枪”,作最后的复习。我没带复习资料,所以到八九点钟就躺下睡觉了。但别人都没睡,头顶的灯一直亮着。我有一个毛病:开着灯睡不着觉。于是也坐起来,向周围寻找有什么书借来看。见邻铺同学的枕头旁有本书,我便借了来,随手翻着看。这是一本中学地理课本,翻着翻着,看到有个词叫“暗射地图”,我之前从未见过,不知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好奇地认真看了起来。看到有一幅全国地图,我仔细地把各个省的位置都记了下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对全国各省的地理位置了然于胸。想不到的是,这本别人的地理书,不但伴着我送走了高考前一晚的紧张时光,而且带着我打开了我这一生最重要的转折之门。

第二天早晨,大家一起去考场。这次复考,文科一共考四门:史地、语文、政治、数学,第一场考史地。开考几分钟前,有人提议:咱们上个厕所轻松一下吧!于是大家纷纷响应,前去如厕。在上厕所的路上,我自嘲地说:嘿,像我这样的人来考大学,不是瞎扯淡吗?我连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不知道,还考什么大学呀?这时身边有个考生接过我的话说:啊哟!你连“四大文明古国”都不知道呀?我赶忙问:哪四个?他告诉我是希腊、埃及、印度、中国。

进了考场,监考老师发下试卷。我一看,第一道题就是一道填空题: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得分:4分。我心中一阵狂喜,把几分钟前上厕所时别人刚告诉我的知识填了上去。

后来我知道:别人告诉我的四个古国错了一个,希腊应为巴比伦。这道题,我得了3分。

但是,这3分,是把我送进南京大学的最关键3分。因为这次高考录取非常公正合理:不按考生志愿录取,而按考生成绩由各高校分批录取。这年,南京大学文科录取的总分是280分,而我高考总分是281.5分,刚刚过南大的录取分数线,这样,南京大学作为第一批录取院校,把我录取了。如果没有这3分,我可能进不了南京大学。

我从未梦想过自己能到南京大学上学,但这3分,竟把我未梦过的事变成了真。

这3分,也是后来实现我一系列人生梦的最关键3分,是改变我命运的最关键3分。因为,如果我进不了南京大学,后来就不可能被分配到北京尤其是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更不可能再后来又成为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

我也从未梦想过能到北京、进入中央机关工作,更从未梦想过当局长、当馆长,但这3分,也把我未梦过的事变成了真。

后来,我常跟别人笑谈:我今天的一切,都同当年上的那趟厕所有关。人生在关键时刻,往往上一趟厕所,也能改变命运。当然,上厕所时也不能闷头不说话,还要善于与人交流,同别人聊天。在任何情况下,善于与人交流,都是助人成功的重要秘诀。一个有益的聊天,可能让你终身受益;同你聊天的那个人,可能就是改变你命运的那个“高人”“贵人”。

第一道题的狂喜过后,后边又有狂喜。试卷中还有一道题:在一幅“暗射地图”中,填上10个省的省名。得分:10分。题中给的是一幅中国分省地图,各省的省界线都画了出来,但没有标出各省的名字,要求填上10个省的名字,填对一个得1分。我心里不由一阵激动与狂喜:怎么这么巧!昨晚在地铺上从同学借来的地理书中,不正有这道题中的地图吗?记忆犹新的我,毫不费力地填上10个省名。这让我又轻取10分。

这10分,是把我送进南京大学、后来又帮我实现人生一系列梦想的重要10分。因为没有这10分,我更进不了南大,也更不可能有后来的一切。

所以后来我也同别人笑谈过:随时随地读书学习非常重要,留心处处皆学问,勤奋时时是机遇。有时哪怕是借别人的书随手一翻,就可能翻出你自己的人生转折来,就可能翻出开启你理想之门、幸运之门的金钥匙来。

终圆“大学梦”靠勤奋

我的第二次高考成功,看起来充满幸运、极富传奇,但细想来也不全靠幸运,不全是传奇。其中也有不少得益于我平时的辛勤劳动和努力学习。

比如这一次的作文,就得益于我的一次刻骨铭心的劳动和平时对天气、对环境的观察与记述。

这次高考的作文题是:苦战。正好这一年9月间,正在早稻成熟尚待收割之际,天气预报有一场台风即将来临。按照公社的通知,我立即组织全队男女老少,白天连着黑夜地加紧抢收几十亩早稻。经过艰苦的连夜奋战,我们终于在台风到后不久便抢收完毕,避免了粮食大面积受损。大队干部对我队的这场抢收非常满意,事后曾让我写一篇广播稿送公社广播。我看到这篇作文题目,不暇多想其他,马上就决定写这场抢收苦战。自己亲身经历的场景历历在目、活灵活现,加上此前我在当记工员时,常常于休息时,在记工本的纸张背后,写下对各种不同天气的观察记录以及对各种劳动场景的描述,其中对台风来时的描述,对割稻、挑把(稻捆)、堆把等劳动场景的描述,此时都派上了用场,涌到了笔端。

对这次麦收苦战的描写,我自信会打动阅卷人。当时心中还为此窃喜。但在出考场后,其他考生的交谈却浇了我一头冷水,让我心拔凉。他们说,这篇作文的主题,应该写科技攻关。因为此前媒体上发表过一篇领导同志的诗:“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因此,这篇作文应扣这句诗来写。我之前背诵过并也喜欢读这首诗,这一下我十分懊恼自己为何没有想到这首诗。直到考试结束回家后,自己仍为此闷闷不乐。父亲问我为什么,我说作文“走题”了,肯定考不上大学了。从未写过作文的父亲安慰我说:抢收也是苦战,不一定搞科研才叫苦战。你这么写不一定“走题”,甭担心。

再比如这一次的语文加试题,就得益于此前我对古汉语的热爱和钻研。这道加试题是把一篇古汉语翻译成现代文,得分20分。这篇古汉语,我看着看着觉得有印象,曾经读过并抄写过。此前,在生产队劳动期间,我曾从别人手里借到一套“文革”前初中和高中的语文教材,把其中的每篇古汉语都研读过,并用毛笔小楷抄写下来,另用钢笔抄写注释和难句的译文。试卷中的这篇古汉语原文,是《荀子·劝学篇》中“君子善假于物”那一段,就是这套教材中的一篇,所以我很顺利也很流畅地翻译了出来,几乎得了满分。回队劳动期间,除了抄过这套语文教材中的古汉语外,还从别人家借阅过“文革”前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一册,它收的都是古文名篇,印象最深的是《史记》中关于鸿门宴那一篇,曾经饶有兴味地读过好几遍。特别是还借阅过一本线装本的《古文观止》,每遇劳动间隙,我都以此书解乏。我在很多名篇上都写满自己的见解和心得,还对十多篇较浅的古文尝试进行过现代文翻译,当时曾暗下决心,将来要把《古文观止》全部译成现代汉语。正是这些平时的苦功夫,让我在考试中如鱼得水、易如反掌地以近乎满分完成了这道加试题。据后来同老师聊天,知道我之所以被南京大学历史系而非其他系录取,主要是因为我的这道古文翻译题考得好。

又比如这一次的史地试卷中有一道是关于巴黎公社的题。而在上中学时,自己对巴黎公社就很感兴趣,对马恩著作和今人文章中对巴黎公社的评价论述等记忆犹新,所以这道题也答得相当完整。

可以说,我这次高考总分280多分中,除了那13分是幸运分以外,其余260多分都是靠上学时的学习和劳动时的业余学习所得到的基础分、功夫分、扎实分。没有这260多分作基础,那13分尤其是那3分就发挥不了关键性的“临门一脚”的作用。这也说明一个道理:偶然中有着必然,必然中也有偶然。幸运是给勤奋者的见面礼。

1978年2月18日、19日,连续传来消息,我们公社的两名南京知青先后被上海的两所大学录取。20日,父亲吃完早饭同家里人说:别人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为什么冬权的还没到呢?今天我到邮局去问一问。快中午时,我在地里挑河泥收工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忽听有人喊:冬权,你的大学录取通知来了。听到这喜讯,我一高兴,双手一摔,扁担竟然从肩上掉了下来。这时我心想,如果这消息是真的,恐怕这扁担这辈子我也不会再扛起来了。后来问别人才知道,父亲上午真的去了公社邮局,问邮递员:有没有杨冬权的挂号信?邮递员查了查,说有一封南京大学给杨冬权的挂号信。父亲因到公社还要办其他的事,就让先回来的村里人向我报捷。

中午,全队的人都知道了消息,很多人到家中来祝贺我。我说,没看到通知,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草草吃完饭,我赶紧拿上我的图章,去公社取挂号信。打开信才知道,我被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了。尽管这是我填的最后一个志愿,也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一个系,因为我对历史一窍不通,除了小学学过的那点中国历史外,就只有“文革”中批判过的《三字经》和看过的“评法批儒”文章中的那点历史知识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为我的大学梦圆而激动不已。

这是人生的又一次转变。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档案局原局长、中央档案馆原馆长)

编辑:曾珂

关键词:两次不同高考 不同命运

更多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