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子长等领导的靖远武装起义（史称“靖远兵暴”）是两当起义后甘肃乃至西北时间最长、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次兵暴，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创建西北红军进行的艰苦探索，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起到了唤起民众、扩大中国共产党影响的积极作用，为刘志丹、谢子长后来在陕甘宁、陕北领导武装斗争，成功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以后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影响。

甘肃靖远是中国革命的老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悠久的革命历史。早在1929年冬，谢子长到国民党军宁夏骑兵第四师搞兵运工作时，就将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打入第八旅和第九旅，组建了学兵队进行兵运活动，1930年，这支部队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后来谢子长离开部队，张东皎等仍留在这个部队，党的地下组织一直坚持活动。

1930年秋，学兵队成员随着八、九两旅开到甘肃靖远后，合并改编为新编第八师警三旅。这时，中共地下组织在警三旅的力量已有很大发展，这个旅有三个秘密支部，该旅尉官以上的青年军官基本上全由共产党员担任，旅部有一部电台，也由共产党员掌握，特别是在王子元团，中共党员已发展到近百名。陕西省委认为，这支部队已经具备了举行武装起义的条件。

1932年4月，谢子长受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同焦维炽一起来到了甘肃定西北部的靖远县。28日，谢子长找到共产党员、警三旅副旅长张东皎，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儒林等，听取了汇报。谢子长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决定组织武装起义，由焦维炽在士兵中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

经过多次讨论，谢子长等决定选择在王子元团发动起义，然后带领起义部队东进和陕甘游击队会合。在会上，谢子长向大家强调这次武装起义的重要性时指出：这次武装起义，不仅能在甘肃造成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大影响，也是配合红军陕甘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建立根据地的一个有力步骤。

经研究决定，谢子长、焦维炽等准备利用星期四开会，或于星期六教导队举行毕业典礼时，派人将王子元当场逮捕，逼他下令收缴特务营枪械；同时，组织所有力量迅速解决第三营。对此，有人提出：王子元的力量还太强。谢子长和焦维炽遂决定重新研究行动计划，但实施“兵变的总原则是不能有丝毫变更的”。不久，新的计划出台，决定趁王子元和新任参谋长姚绍芳举行军事会议时，由吕振华率二营包围司令部，拘捕所有反动军官，强迫王子元下令收缴特务营枪械，迅速打出红旗，东进与陕甘游击队汇合。

5月5日，王子元得到情报说谢子长已经秘密来到靖远，便于当晚午夜扣押了张东皎、王儒林，并收缴了该营和石子健执法队的枪。5月6日清晨，谢子长、焦维炽迅速决定天黑后起义，行动路线是起义部队先开到东湾子，收缴那里一个连的枪后，再向海原方向前进；谢子长、焦维炽在靖远东门外一个小店里等候起义队伍。

1932年5月6日晚，谢子长、焦维炽领导的靖远武装起义爆发。

当夜，张秀山把一连集合起来，宣布起义。当他带着队伍赶到东门时，发现曹炳奎的五连已先走了。他即带着队伍到小店里去找谢子长和焦维炽，到屋里一看一个人也没有，以为他们是跟着五连一起走了，便带领部队追了过去，追上五连才发现，谢、焦并不在。天亮后，起义部队到了打拉池，正式宣布成立陕甘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同时宣布谢子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因谢、焦二人不在，总指挥暂由吕振华代理。五连改为第一大队，曹炳奎任大队长；一连改为第二大队，张秀山任大队长；教导队为指挥部的直属队。一支新的红军队伍就这样在打拉池诞生了。

起义部队走到郎山村时和敌人追兵遭遇。为了甩开敌人，游击队分为两路，一面战斗，一面向陕甘边地区转移。张秀山在阻击敌人后没有赶上大部队，不幸被捕。吕振华、曹炳奎带着一部分战士，到定西一带打游击，一个多月后，遭敌人重兵“围剿”而失败。

5月6日当晚，石子健带着谢子长、焦维炽出了小店后，看到南山方向有火光，以为部队在那里，发现走错方向后，又向打拉池方向追去，但始终没有找到起义部队，三人只好转道兰州。

谢子长来到兰州后，很快就与先期到达兰州的共产党员杜润芝、邬逸民、吴景敖接上关系。被扣押的张东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王子元才以张东皎马上离开靖远县为条件将其释放，王儒林在没有暴露身份的旅参谋主任孙作宾的营救下也被释放。二人即赶往兰州，与谢子长、焦维炽等会合，共同策划在靖远举行第二次起义。

谢子长去见老师杜斌丞（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杜聿明的堂兄，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介绍了共产党在西北闹革命的形势，希望能得到支持和帮助。杜斌丞答应尽可能帮助，并送给谢子长一支手枪。不久，杜斌丞又介绍谢子长与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邓宝珊见面。邓宝珊深为共产党人的主张所感动，当即送给谢子长手枪两支、子弹200发，后又秘密拿出两支手提机枪、两支盒子枪、3支步枪和500发手枪子弹，通过杜斌丞的秘书常黎夫交给谢子长。

这时，王子元的特务连连长杜鸿范来兰州领取军火给养。杜鸿范是杜斌丞之子，和谢子长交往甚密，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赞同共产党的主张。谢子长、焦维炽找杜鸿范面谈，希望他加入起义。杜鸿范慷慨答应，把50多支步枪、2万发子弹、1500余套军衣及印信等交给了谢子长。谢子长还通过邓宝珊、杜斌丞等人的关系，筹集到了1000多块银洋，又购买了16支步枪、2挺机枪、4支盒子枪、1支手枪、8000余发子弹。

5月25日夜，谢子长带领张东皎、王儒林、石子健、杜润芝、姜耀、吴景鳌、王世昌、常焕章、邬逸民等五六十名同志，连同杜鸿范带的士兵共100多人出发，到达位于靖远城东北90余里的水泉堡。

5月30日，这支队伍在谢子长的领导下，在水泉堡竖起了印有镰刀斧头徽标的“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红旗，提出“扶助工农大众”的口号，正式宣布起义。谢子长担任这支起义部队的总指挥。

得知消息后，王子元立即派部队前往水泉堡“围剿”。谢子长随即召集队伍进行战前动员和部署：命令王儒林带三支队占领南面尖山，控制制高点；杜鸿范、张东皎带一、二支队占领前沿大山峁，正面阻击敌人；姜耀、杜润滋坚守水泉堡。

6月2日，敌人发起了进攻。谢子长率领红军游击队凭借有利地形，沉着应战。黄昏时，谢子长抽出一部分精干队员从敌人背后袭击。敌人腹背受敌，顿时溃不成军，敌营长被击毙。战斗虽然胜利了，但张东皎壮烈牺牲，杜鸿范负伤。谢子长考虑到游击队刚成立起来，缺乏作战经验，便于当夜下令向宁夏海原进发，准备发动驻海原、靖远的国民党部队起义，壮大革命队伍。

水泉堡战斗后，这支工农红军游击队很快发展到四五百人。这时，谢子长接到省委通知，要他回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而离开了部队。

不久，靖远敌人向水泉堡红军游击队发起进攻。游击队奋勇抵抗，多次打退敌人。由于敌众我寡，至晚，游击队冲出水泉堡敌人的包围，向北山转移。途中和敌人骑兵激战，郭映珠、王贵仁等壮烈牺牲。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孙作宾和杜润滋商议后，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待机再起。

为了配合靖远武装起义，由赵成壁、马济仁、石庆德在国民党三十八军补充二团一营移防定西时，于定西搀口举行了武装暴动，拉出一个营的兵力，向靖远进军。转移途中，遭到敌人的前截尾追，激战一两个月，终因敌众我寡，起义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