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部“未完成的中国美术史” 叶恭绰的鉴藏生涯

叶恭绰是一位近现代时期声名卓荦的收藏家，他的人生跨越了晚清、民国直至新中国，他的收藏容纳了书画、金石、文玩、历史文献等各个方面，他的交游包罗政客、词人墨客、书家画家、僧侣等各界人士——可以说，叶氏精彩的一生正是历史转折时期文化圈的缩影。1948年还乡广东时，叶氏写下了《纪书画绝句》，提到“余昔收书画，本为拟编中国美术史，藉供参考，故标准颇与人殊。三十年来，变乱频仍，十九不能保有。顷病中无俚，偶就忆及者各为绝句，聊以自娱，不足以述作。他日公私藏家有所编著，或可取资。余别有《遐庵清秘志》，记述较详，堪以互证也”。虽然这部理想中的《中国美术史》最终未能完成，但他以美术史为线索的收藏观念却在其人生中屡屡闪现。

叶恭绰

“公”与“私”之间

清末民初，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公开的展览会让收藏不再仅限于个人行为，这种变化给了叶恭绰以启迪，他所进行的艺术收藏不再是纯私人性质、为了愉悦眼目的赏玩，而是将书画文物作为历史文献看待。在《矩园余墨》中，叶恭绰提到：“余收藏书画，于供鉴赏者外，喜搜采有关文献之物。”又云，“余维余之搜集一切，本非如往昔藏家徒矜博雅供玩赏，盖自少颇有志于史学及文艺，感二者自昔径域之未闳深，研究之缺统系，考订之多疏舛，兼以时代不同，见地复异，故恒有从事述作之意，而先以搜罗资料及实物为准备。”

1960年，在叶氏八十寿辰时，亲友为其印行了藏目《遐庵清秘录》，体现出叶氏的收藏思路。在序言中，他将艺术品的创作者与藏家进行对比，认为藏家以“精神、劳力、资财”进行“搜求、购置、藏护”，甚至比创作者更为辛苦，获取藏品之后的“观赏、效法、夸耀”是徒劳无益的愚行;他还将传统的收藏行为与保存文物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认为收藏“实则保存传统文物，凡人民皆应有所事”。他认为：“我国人对于古物之收藏，其动机多由于玩赏，而非研究，故古物之出土，往往不详其时地及四周状况，致一切连属关系之痕迹，末由追求，价值因之顿减，此实为最大憾事。”

同时，叶恭绰“整理乡邦文献”的行为，也是对孙中山提倡乡邦文化的一个呼应，收藏“遗民忠烈”的艺术作品，同样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这也为叶恭绰的收藏增添了一层政治色彩。

收藏包罗广泛

1. 书画名迹。叶恭绰的藏品，早期巨迹包括王献之《鸭头丸帖》、唐高闲《半卷千文》，宋元名作如宋徽宗《祥龙石图卷》，梁楷《布袋和尚轴》，文彦博《三札卷》，黄庭坚《伏波神祠诗卷》，王诜《蝶恋花词卷》，陈容《夜饮书楼诗卷》，赵孟坚《春兰图卷》，赵孟頫《胆巴碑卷》，鲜于枢《手写老子卷》《雪庵和尚书草庵歌长卷》，周伯琦《篆书宫学国史二箴卷》等，无不精妙。这些藏品展现出叶恭绰丰厚的收藏实力。

2. 闺秀翰墨。幼年时，叶衍兰收藏中的闺秀笔墨曾经令叶恭绰目眩神迷，其成年后也开始收集本地闺秀的灵墨妙绘，所藏品目自谓“以明末清初为最夥”，见于著录者有宋代朱淑真《璇玑图》卷、元代管道昇《墨竹卷》和《十八尊者图》绣片、明代薛素素《竹兰卷》、邢慈静的白描《大士卷》、马湘兰的《画兰卷》及《兰石》(叶衍兰曾经刻过张景祁撰的《秦淮八艳图咏》一书，其中就将马湘兰列为冠首)、明清之交黄媛介的《山水》小册、李因的水墨《花鸟卷》、清代王韵香的《空山听雨图册》(叶衍兰旧藏)和《兰花卷》、清代新止夫人绣纱《花卉卷》。书法有明代歌女张二乔摘选《明末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创作的诗文书法，明清间黄道周妻子蔡玉卿手书《孝经》。

3. 乡邦文献。因为袁世凯复辟失败，叶恭绰为了洗刷自己先前的袁党形象，开始收集乡邦文献(吴中、广东)。在《矩园余墨》中叶恭绰写道：“每诵明清间载记所述仁人义士艰难筹策及慷慨捐生，而卒于大局无补诸况，令人陨涕。”这可以说是他的自况之语。启功曾评价叶恭绰，并作《楝亭夜话图》跋语，特意提到了书画鉴赏中，“若只是以神妙能三品从赏玩的角度，其实未足，更重要的是可以见乡贤的行谊，才是上上之品”，这也是对叶氏收藏的赞誉。

4. 金石。除最有名的毛公鼎外，叶氏旧藏的青铜器有三四十件，其中有8件曾著录于商承祚的《十二家吉金图录》之中。在他收藏了端方旧藏的王莽量器之后，就开始广泛搜求王莽时期制作的器具，其所藏宣德炉亦有近百具。

5. 佛教艺术。郑逸梅在《艺林散叶》里曾记一笔：“叶恭绰喜藏佛教图书文物，实则彼并不信佛。”但在叶恭绰为嗣父叶佩瑲所辑的《过庭百训》中，说起嗣父虽未奉佛却有佛心之后，提到自己“奉佛四十载”，并曾加入佛教协会、在上海修筑“法宝馆”储藏佛教文物。不过他对佛教艺术品的观点是：“余好藏方外书画，非止以信仰故。盖识田所蕴，与众不同;且手眼攸殊、炉锤别具，斩关夺隘、翻海移山，皆视作寻常，故不为时习所囿。”

鉴定之学存争议

虽然叶恭绰的鉴定方式是往往通过文献资料的考证，而非笔墨风格入手，但是他也并不乏对作品视觉因素的判断能力。例如在判断李公麟《十六应真图》时，他以“墨采腾踔”来断定“信非龙眠莫办”;他也认为祝允明世传书迹中凡风格纵逸的，多非真迹;题唐或五代人画《佛像卷》时，他就提到“纯粹与中亚及敦煌出土各图画同一作风”，还有“朴劲绝非宋以后所能及”，题北宋《揭钵图》时，则有“不记作者氏名，第笔墨高浑，可决为北宋人作”的评语。

当然，叶恭绰鉴定走眼的情况确曾发生。叶氏著录在《遐庵清秘录》中的宋杨补之《梅花轴》，被公认为明魏之璜纸本《拟杨补之墨梅》。叶氏定为元王渊的《竹石双鸳图》，王季迁定为“传王渊《竹栀子花依石图》轴”，并记下一笔：“叶恭绰以为这张画是重要名画”，但这幅画本是抗日战争时期王季迁自己从叶氏手中买走并带去美国。此外，叶恭绰和吴湖帆还曾各藏一件米芾《多景楼诗帖》，叶本先入手，吴于1945年收得，邵福瀛曾在跋语中写：“此亦别有一本，都人士大抵见之，所谓叶公之龙也”，对其颇为讥讽。据单国霖考订，叶氏藏本应为19世纪上半叶的摹本，吴本方为真迹。《遐庵谈艺录》中自标为“五代石恪”之《春宵透漏图》，则被吴湖帆断为元人伪作。

吴湖帆曾对叶恭绰的鉴赏水平颇有微词，在《丑簃日记》中评价叶氏：“胶柱鼓瑟，于画理不甚明了，完全以理想式鉴别耳。”尽管如此，吴湖帆还在叶恭绰劝说下购入王蒙《松窗读易图》，并对其评价颇高。他曾在《梅景书屋随笔》中写道：王蒙的画除了其平生杰作《青卞隐居图》《葛令移居图》外，他如“吾家之《松窗读易图》……皆妙品也”，这与叶恭绰的评价是一致的。对于此作真伪他也没有质疑，还用其上的王蒙“天昇”印章作为标准来鉴定其他作品。但据当时参与编订《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的谢稚柳助手劳继雄所著《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中记载：“王蒙《松窗读易图》卷，资料。谢稚柳说：当初杭州方面托沙孟海去上海找钱镜塘，请他向吴湖帆买《富春图》，吴湖帆要与此王蒙《松窗读易图》一起卖。沙孟海找谢稚柳，谢稚柳与吴湖帆谈，吴湖帆同意只卖一件。后钱镜塘打电话求证，吴湖帆告知钱镜塘他没答应。后沙孟海又找谢稚柳，谢稚柳光火，跟沙孟海说，你去跟杭州讲，杭州方面说只买一件，却跟吴湖帆谈两件，结果就把此图买来了。此图原先在北京已闹了一年，吴湖帆也想要搭卖出去，当时张珩不干。按：饶介题(伪)，文嘉字真。王蒙画伪，但画要到明。”这也让此作的真伪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因人成事的“藏友圈”

虽然陈垣曾在写给儿子的家书中谈到叶恭绰有“官气”，郑逸梅也曾调侃：“叶恭绰官交通总长，既卸任，犹喜人称之为叶总长”，但在当时叶恭绰凭着自己的财力和政治身份，在艺术界的地位非常特殊，往往能够因人成事。

1. 与景朴孙、颜世清。叶恭绰的藏品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景朴孙，也有很多是来自颜世清。1924年他曾与冯恕共同购入景朴孙所藏的宋元作品，由袁励准担任中介，与景朴孙议价。后来叶恭绰又与景朴孙相继成为了王有林之子王南屏在收藏书画上的老师。叶恭绰的一部分藏品也于1942—1946年间(叶氏被日本人押解到上海，经济窘迫)转入了王南屏之手。而因为二人亲密的关系，颜世清的许多藏品都优先转让给叶氏。颜氏曾收得北宋燕文贵山水巨迹，十分得意，一跋再跋。而由于颜氏晚年不能保留藏品，此卷即由叶氏收得;《伏波神祠帖》为叶氏1925年购得，后来亦不能保有，出让给谭敬;李公麟《藩王礼佛图》购于1926年左右，叶氏屡加考订;《寒食帖》颜世清曾早有出让给叶氏之意，只是或因价格没有谈拢而作罢。颜世清的传世资料极少，所以从其与叶恭绰的交往中可稍微了解其收藏状况。叶恭绰对于颜世清身后名声的问题颇为关注，曾劝说颜氏在生前将自己的藏品整理成为目录，也曾在颜世清逝后建议汪兆镛将颜世清的名字补入《广东画征略》。

2. 与清朝皇室。叶恭绰有一批藏品都来自皇十一子永瑆即成亲王的收藏，应是特定时期从成邸中流出的。同样，叶氏1924年在北京时，曾逢醇王府出售藏品，他还劝说关冕钧购买了明代霍韬的画作。恭王府亦有作品流出，而叶氏或间接有购买的机会。叶氏藏品中亦有怡王府旧藏之作。另外曾著《辛丑销夏录》的吴荣光许多藏品也流入叶氏之手。

3. 与吴湖帆。吴与叶之间有着频繁的往来，《丑簃日记》、上海图书馆所藏《积玉集》都有所记载。除叶恭绰外出而到访不遇的情况，两人几乎数日就晤面一次。举办展览会时，叶恭绰似觉得自己无法胜任挑选作品的工作，吴湖帆则将徐邦达等人推荐给叶恭绰作为协助。在收藏方面，两人互相倚重，藏品相互易手。吴湖帆曾藉叶氏藏品来确定自己藏品的真伪。如他曾利用叶氏收藏的宋拓《黄庭经》后韩逢禧跋尾来佐证自己收藏的虞永兴真草千字文。吴湖帆曾经多次送给叶恭绰一些藏品，特别是关于佛教的藏品。吴湖帆的以词入跋是受到叶恭绰的影响，当时吴湖帆以所藏《梅花喜神谱》请叶恭绰题签，叶恭绰题了一阕《疏影》。

在生活、社交方面，二人的交往也不少。叶恭绰曾写信劝告吴湖帆不要再吸食鸦片烟，吴湖帆也曾将叶恭绰告知他如何缓解胃胀胃痛的信件抄入日记。两人日渐密切的关系也说明了他们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在史明理的研究文章中，曾认为是凭借叶恭绰的社会地位和关系网，吴湖帆才能成为海上声名显赫的藏家，参与到很多重要的展览和鉴定活动之中。叶恭绰常与吴湖帆谈论政事，从叶恭绰给吴湖帆的一封回信中，我们得知吴湖帆曾请叶恭绰及汪精卫等多人题字凑成一册。也正是因为其官员背景，他才能在抗战胜利后吴湖帆被汤恩伯软禁于上海锦江饭店时，利用关系施以援手，救他出离。

4. 与张大千。叶恭绰与张大千的交游曾有多人专文讨论，如包立民在《张大千艺术圈》中，曾专辟一节“张大千与叶恭绰”。但是由于张大千日记存留很少，他的诗文关于叶恭绰的唱和也不多，无法探明二人之具体关系，其实同住四年中，应有许多相关牵涉。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事，有张大千跟叶恭绰商议后买下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也有叶恭绰豪爽地将张大千曾收藏的《曹娥碑》免费奉还。

家族传承与藏品流散

叶恭绰曾提到自己的鉴藏爱好得自家传，叶家的收藏历史则是从其祖父叶衍兰开始。叶恭绰大约继承了叶衍兰收藏的六分之一，包括明人赵左《雪窦山图卷》、清人张见阳《仿米山水小卷》与罗聘《鬼趣图》。叶衍兰的收藏、审美趣味深深影响到了叶恭绰，他在收藏的邵弥作品跋语中回忆道：“先大父旧藏瓜畴画卷，清逸绝尘，余童年侍几砚间，遇春秋佳日曝晒时，恒以展玩为乐。”

家传的收藏行为通常很难持久，叶彤(叶恭绰之侄叶公超的长女)曾在谈叶氏家族的收藏时着重探讨了家藏的流散。“彩云易碎琉璃散，大都好物不牢坚”，叶恭绰的藏品中，毁于战争和意外的有不少。20世纪20年代，叶公超从美国返家时发现其母因治病需用钱，便将一件傅山的书法卖给了一位山西买家，后来叶恭绰只能用四幅王铎书法交换回这件傅山作品。20世纪30年代，叶恭绰曾委托一位日本友人将宋代黄庭坚《伏波神祠帖》拿到日本去重装。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友人在战时去世，他的遗孀出售了叶氏藏品，《伏波神祠帖》入藏细川家族。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叶恭绰的妾室曾偷偷出售了很多叶家旧藏，1938年叶恭绰还曾让叶公超去上海的日本占领区索要这批藏品。1941年香港沦陷前夕，叶恭绰想要坐飞机飞往内地。他将最好的一批书画拆裱，甚至割去题跋，只求带走画心，但此行未成，书画却已尽残。

此外，叶恭绰也曾多次割爱捐赠藏品。抗日战争爆发之际，叶氏将他的佛教收藏捐入上海玉佛寺。1942年，他又将自己的方志、地图、图片等藏书及友朋书札都捐给了上海合众图书馆，现入藏上海图书馆。叶恭绰家人也曾于1960年、1962年和1971年先后三次将所藏书画、织绣、铭刻类文物20件捐献北京故宫博物院。据《矩园余墨》记载，叶氏还曾将一部分藏品捐赠广州市人民政府。2002年12月，叶彤和叶炜将这批藏品共135件捐赠给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并出版了全品图录。同时曾经叶氏题跋、收藏过的名作也持续地在拍卖市场上流传，如谢时臣《金阊佳丽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