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协商式监督”的新蕴涵

俞正声主席在今年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协商式监督特色和优势突出，协商是方式和原则，监督是手段和途径，协助党和政府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增进团结、凝心聚力是目的。”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协商式监督”的内涵，不能简单从字面上去理解这里讲的“协商”。这里讲的“协商”，不是说政协开展民主监督是否还要事先与监督对象商量一下，问能不能监督？也不是说政协的民主监督可以不问监督效果，只是可听可不听的“软”监督。这里说的“协商式监督”，我理解至少包括三层内涵：首先是讲政协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即人民政协不是国家权力机关，政协是依据政协章程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进行监督，监督的效果不是靠强制约束力，而是靠政治影响力；其次是讲政协民主监督的原则方法，即由政协的性质所决定，政协民主监督不能采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进行，也不同于一般社会舆论、人民群众监督的发议论方式，而必须根据政协章程、依托政协组织、适应政协性质要求，坚持相互尊重、平等讨论、求同存异、理性包容的原则，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第三是突出了政协民主监督的特点和优势，就是进一步表明政协的民主监督，既可以对涉及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解决落实情况等，广开言路、畅所欲言，发挥政协民主监督广泛性、灵活性的优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一种政治寒暑表、社会解压阀的作用；又可以围绕“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情况”，有组织、有重点地开展监督，发挥对国家权力运行和实施的制约和监督作用。但这种制约和监督，不是西方多党制、两院制下的那种互相掣肘、权力制衡，而是与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实现加强监督、有效制约与保持集中领导、富有效率的有机统一。政协民主监督的目的，是协助党和政府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增进团结、凝心聚力。

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意见》提出“协商式监督”的新蕴涵，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要看到《意见》提出“协商式监督”这个论断，是与进一步完善政协开展民主监督政治基础的表述，进一步明确政协履行民主监督的主体联系在一起论述的。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机构，政协组织本身不是履行政协职能的主体而只是载体平台，履行政协职能的主体是政协的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正是为了准确体现政协民主监督的这一性质定位，这次《意见》在作出“协商式监督”这个新论断前面，不仅明确提出了履行政协民主监督职能的主体，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而且着眼于这个主体，对政协开展民主监督政治基础的表述也作了进一步完善，就是没有像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表述的“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而是改提“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这个补充完善十分重要。它不仅体现了十八大后中共中央强调的，“做好人民政协工作，必须坚持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的思想，而且对于政协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主体来讲，也更精准、更贴切、更有利于充分发挥所有政协委员的积极作用。

“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提出意见批评建议这个说法，最早出自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是就发挥民主党派监督作用的原则讲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作为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机构，从把握政协民主监督的政治方向来讲，人民政协当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俞正声主席在这次常委会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人民政协在开展民主监督时，必须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任何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都必须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地坚决反对。”但是，因为四项基本原则中包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政协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主体———政协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其中不仅有各党派团体，还有各族各界人士；在各族各界人士中，不仅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和无神论者，还有包括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宗教界人士，以及来自海外“三胞”代表的政协委员等，对于政协委员中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宗教界人士，或者来自“一国两制”条件下、爱国但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港澳政协委员，就不能要求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只能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包括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在内的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共同奋斗目标，以此作为开展政协民主监督的基础。因此，就政协履行民主监督职能主体的具体情况讲，不提“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而改提“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更精准、更贴切，更有利于发挥所有委员的积极作用，履行好政协民主监督的职能。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