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步轩,1965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198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2003年,因在西安街头卖肉的事被媒体曝出,被称为“北大屠夫”。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陆步轩在北大读书时。受访者供图

陆步轩看起来一点也不“北大”。年过五十,他有点驼背,皮肤黝黑,任由发根一截截发白。他每天要抽掉一包半二十块钱的烟,一边抽一边咳嗽,一笑露出被烟和茶染出褐色的门牙。

“我这个人就是穷命。”陆步轩说。尽管有“北大”和“商人”两个头衔加持,他仍然习惯把农村出身挂在嘴边。

未名湖边,“北大”曾是他改变命运的全部指望;猪肉摊上,“北大”又变成他羞于启齿的心头重压。

“好几年我都觉得读书没有用。”陆步轩一度收起书报,拎着酒瓶走进赌场;直到2003年“北大才子西安卖肉”的新闻引起轰动,他进入体制,工作12年后辞去公职,如今远赴广东重操猪肉生意。

“北大毕业还不是照样卖猪肉?”这句话曾经是他心头的一根刺,现在他开始反驳,“北大毕业卖猪肉都能卖成连锁店。”

他用了快三十年与“北大”和解。陆步轩说现在他想明白了,读书不一定改变命运,但是读书能改变思维。

跳出农门

1985年,我以531分,陕西省第十四、长安县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我家在陕西省长安县(现西安市长安区)东部农村,家里几代务农。我母亲在我刚上学的时候就意外去世了,我父亲字都认不得几个。

我九岁才上小学,脑瓜发育比较成熟了,学什么都不觉得吃力,基础打得牢靠,从小学习就很好。

那时候从来没想过人生理想这些问题,上学只有一个目的“跳出农门”。

农村太穷了,我小时候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一顿玉米粥,中午玉米粥下面条,晚上没吃的生扛过去。我初中离家远,住在学校,每个星期回家拿一次馒头,每次都要焙干、晒干,到学校泡着稀饭或者开水充饥。霉变馒头吃多了,到现在我都不爱吃馒头。

我姐参加过一次高考,没考上,差得远。全家都盼着我能考上,那会儿都是统招统分,大学毕业就是吃国家饭的公家人。

第一年高考成绩出来,我考上了西安师专。我把录取通知书撕了。我有个亲戚在国防科技大学读书,他父亲总跟我父亲炫耀,我心里不服,坚决要考更好的学校。

其实我压力很大,成败在此一搏的感觉。我全靠自学,一年的时间生物钟都是乱的,没有白天黑夜的概念,困得不行了就眯一会儿,睁开眼就学习。夏天蚊子成灾,农村没有蚊香,靠点蒿草驱赶,又呛又热,就那样还在看书。

1985年8月28日,我第一次远行。亲戚朋友送我到村口,挥手告别。我往前走了好久,猛一回头,父亲搀着奶奶,还在身后。至今想起那情景,还历历在目。

天之骄子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北大报到第二天,我赶紧到天安门广场拍了张照片,连同平安家书一起捎回家。北京可真大,高楼大厦我见都没见过。

我们班21个人,全是各地状元。来自城市的同学无论是视野、知识面都比我们农村孩子广阔得多,我的那点骄傲很快变成自卑。

我记得很清楚,刚开学不久宿舍同学夜聊,聊的是哲学。我根本没接触过,赶紧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通俗哲学》。

因为成长环境的原因,我的性格内向倔强。我加入不了同学的话题,就拼命补课,听别人说什么,赶紧去学。

上了四年学,我是很老实的人,三点一线,宿舍、饭堂、教室。北大的教学环境很宽松,不会每节课查考勤,同学们一般派我做代表去上课,我写字又快又清楚,我的课堂笔记是考试神器。

北大基本每天晚上都有讲座,都是各个行业取得一定成绩的人来主讲。我特别喜欢听讲座,对开阔眼界和个人成长的意义比专业课还要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活跃,人心纯朴、充满希望。我在大学读了很多书,什么类型的书都看,看完和同学们讨论,激情满怀、意气风发。

我们宿舍六个人,来自不同的班级。宿舍经常聚好多人,下棋、喝酒。那时候我们是天之骄子,我们觉得文科生能改造社会。

四年很快就过去了,我没能留在北京,一切仿佛做了一场梦,醒来还在原点。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一直羞于提及这段历史。四年前,我从农村娃变成北大学子,毕业分配时的一次错位,又把我打回原形。北大终于没能成为我改变命运的那根稻草。

“把牛养成了羊,把羊养成了鸡”

我的派遣证开到西安市人事局,参加二次分配。几十个日夜里,我骑着自行车挨个单位去敲门,最后被分到快要破产的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我上午报到,下午就走了,一天都没干。

之后三年,我在计经委帮忙。我住在单位家属院的门房,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拖地、抹桌子、烧开水、给领导沏茶,单位大小麻烦事我都跑在最前。但是因为迟迟无法转入正式的人事关系,我的工资低、待遇差,心情越来越苦闷。